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及其审美价值表达

日期：2023-06-24 11:31

20世纪90年代，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人专门统计了汪曾祺小说中有关性描写的篇目，并且从“性爱题材的拓展”层面，考察了其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性描写的多种表现形态及价值取向。作者认为，整体而言，由“情”而“性”是“汪曾祺情爱小说的一大变化。但是汪曾祺并不挑逗，而是在审美要求上将一种健康的人性和健全的人格融注其中，或者出以超然的态度，丝毫不觉猥亵，反倒充满美感。应当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汪曾祺在此类描写中由“性”而“情”的一面，以及其性描写中所展现的悲剧意识及批判精神，并未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1。也有论者从悲剧意识的压抑与骚动角度讨论了汪曾祺笔下性描写的深层含义，认为“他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于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而这些质疑与抗议“都是汪曾祺内心骚动的承载者和表现者”2。不过，这种判断显然包含着论者强烈的理论预设色彩，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发掘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性以及与此相应的意义生成机制，性描写部分作为其论据，同样未能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21世纪以来，围绕汪曾祺小说中性描写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现象的描述层面，此类描写依旧没有得到深入分析3。基于上述观察，本文聚焦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从性意识的呈现及批判、性描写中的悲剧意识以及对自然性爱关系的赞美这三个方面入手，解读此类描写背后的审美价值表达。

一、对性意识的呈现及批判

汪曾祺在小说中对人物性意识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早期创作中借助环境描写与心理活动相互映照的方式展现人物朦胧的性意识，到新时期以来渐趋明朗的笔法，汪曾祺尝试从不同角度呈现人物的性意识与性心理活动，在此过程中注入了他对人性及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并从特定角度出发，表达了他的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意识。早在1940年写的《悒郁》中，汪曾祺就开始尝试展现人物的性意识与性心理活动。银子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少女，作者写她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银子像是刚醒来，醒在重露的四更的枕上，飘飘的有点异样的安适，然而又似有点失悔，失悔蓦然丢舍了那些未圆的梦；甚么梦？没有的，只不过是些不可捕捉的迷离的幻想影子罢了。一个生物成熟的征象。”4在写于1945年的《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中也可以看到人物内心朦胧的性意识。叙述者“我”与“她”之间互生情愫，当“她”邀请“我”到她的船舱里时，小说描写了“我”的一段心理活动：“果然，半点钟之内，她换了袜子。一层轻绡从她的脚上褪去，和怜和爱地她看看自己的脚尖，想起雨后在洁白的浅滩上印一湾苗条的痕迹，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怕太娇纵了自己，她赶快穿上一双。”这种心理活动出现在“我”尚未进入船舱之前，因此带有明显的想象成分，而这种想象集中在对“她”的“脚”上，显然是在暗示“我”当时的性心理活动。当“我”进入船舱，与“她”正面相对时，“我”再次出现了性幻想：“而且我的嘴唇也想埋在洁白的窝里。我的样子有点傻，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5这种描写方式与他在早期创作中注重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颇为贴合。

进入新时期，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开始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态，对人物性意识的描写表现得更为清晰。在写于1980年的《受戒》中，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说描写了他们从两小无猜到青春期性意识萌发的过程，小英子对明海的感情也由玩伴逐渐上升到了伴侣的程度。小英子家在田里收荸荠，她会叫上明海一起，“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女性的脚是女性性器官的一种象征，这里显然意在暗示两者之间的性接触。接下来的描写也使上述论述得到了印证：“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不仅如此，每当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划船进城时都要经过一片芦苇荡，“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地觉得心里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文末再次呼应了这一情节：英子在提出要做明海的老婆之后，“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6。杨志在《汪曾祺的性情》一文中写道：“这结尾，以前只觉得美，没多想，后来蓦然悟到：写的是‘野合’，汪曾祺够‘狡猾’的！”7这种描写方式与早期小说中表现男女之间情感关系时的朦胧之美有一脉相承之处，不同点在于，《受戒》对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性意识的描写更加清晰，这种变化在此后的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在《大淖记事》中，巧云意外落水后被十一子救起，两人的近距离接触让巧云内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受：“到了家，巧云醒来了。（她早就醒来了！）十一子把她放在床上。巧云换了湿衣裳（月光照出她的美丽的少女的身体）”，十一子走后，“巧云起来关了门，躺下。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床上的样子。月亮真好”8。从这种描写中不难看出，巧云的心理波动无疑是一种朦胧的性意识活动。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汪曾祺曾提及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也许是这些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我去看了那个‘巧云’（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门半掩着，里面很黑，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底觉得她很美……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很向往……这点向往在我的心里存留了四十年，终于促使我写了这篇小说。”9这种童年时的“审美”体验，隐隐包含着作者对“性”的朦胧认识。汪曾祺曾在写给解志熙的信中提到：“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10他曾赞赏废名的小说“不写故事，写意境”11。“意境”一词是古典诗歌理论的精髓，汪曾祺如此表述，自然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对“意境”的自觉意识同样被汪曾祺运用在了对人物性意识的表现方面。

此外，汪曾祺小说在涉及人物性意识描写时，除了以青少年男女之间的朦胧暧昧关系为表现对象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对男性病态性心理的呈现。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人性美善的赞颂和对人性丑恶的鞭挞总是相辅相成的。汪曾祺笔下的性描写同样如此。《八千岁》中塑造了一个年轻的妓女形象虞小兰，她走在路上经常会使行人侧目：“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有人不免想到家中洗衣做饭的黄脸婆，为自己感到一点不平；或在心里轻轻吟道：‘牡丹绝色三春暖，不是梅花处士妻’，情绪相当复杂。”12这种“相当复杂”的心理活动当中，无疑包含着这些男性人物对女性身体性幻想的成分。鲁迅在《肥皂》中曾描写过类似的情节，四铭买肥皂的初衷就包含了难以名状的性心理活动13。温儒敏认为：“四铭这个典型概括了人性的一些根本的矛盾，如理性与情欲的矛盾；以及人性的弱点，如果能用‘弱点’这个词来涵指人类面对理性与情欲冲突时所惯常出现的动摇的话，在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下，这种人性的矛盾与弱点都是存在的。”14以此反观《八千岁》中作为“看客”的男性对于虞小兰的性幻想，便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其中融注的批判意识。《水蛇腰》中开篇就提到：“崔兰是个水蛇腰。腰细，长，软。走起路来扭扭的。”随后又从多个角度对崔兰的体态与身段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特意写道：“崔兰的脚很好看。”这无疑是一种“性”的暗示。而在一群男性“看客”眼里，崔兰则成了他们眼中的“尤物”：“她的旗袍开气未免太高了，又坐在栏杆旁边，从下面看什么都看见了！”“她穿了裤子没有？”“她晚上上床，一定很会扭，扭得很好看。”这种男性集体狂欢式的性心理活动包含了某种变态成分，而汪曾祺对此显然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在小说中借他人之口道出了他对这类庸众的批评：“闭上你们这些男人的臭嘴！”15《莱生小爷》中同样描写了一位老年人的性心理活动，莱生小爷平静的生活随着小姨子肖玲玲的出现“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16。小说将肖玲玲的外貌描写与莱生小爷的心理活动放在一起，读者不难看出作者对莱生小爷带有某种变态意味的性意识的批判。

汪曾祺对这类带有某种病态特征的性心理活动的描写不仅局限于人物心理意识层面，还借此表达了他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语境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的反思，体现出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窥浴》写样板团吹黑管的岑明因偷窥女浴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偷窥是性描写中常见的情节模式，但汪曾祺没有局限于偷窥行为本身，而是对由此引发的人物行动以及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了较为深刻思考。当岑明被发现偷窥女浴室之后，“七八个好事的武戏演员一齐打岑明”，“这些演员、职员为什么要打岑明呢？说不清楚。他们觉得岑明的行为不道德？他们是无所谓道德的观念的”，“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讨厌岑明，痛恨他的高傲，他的落落寡合，他的自以为有文化，有修养的劲儿。这些人都有一种潜藏的，严重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庸俗的，没有文化的，没有才华的，被人看不起的。他们打岑明，是为了报复，对音乐的，对艺术的报复。”这种描写就生动地将极左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展现在读者面前，暗示出这场政治运动的非理性因素，由此引申出作者对人性幽暗面的深刻思考。如果叙述就此打住，那么这篇小说的重心便是对极左政治的反思，这就使其陷入了“伤痕文学”的主题框架，特点并不明显。汪曾祺没有止步于此。小说描写了虞芳这一人物形象来深化主题。虞芳作为岑明的老师，在危难之际将他解救，并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其进行劝导，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互相慰藉。而这种慰藉不仅仅表现在思想层面，还包括肉体与灵魂的舒展17。男性成长过程中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实际上是男性成熟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理现象。然而在极左时期，人的正常欲求无法得到满足是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岑明偷窥女浴室的行为实际上是其正常的生理欲求的外在表现。如果说岑明偷窥女浴室是在非常态的社会环境下导致的心理变态的外在表现，那么，虞芳和岑明的性爱关系则是自然而然的，是对正常人性欲求的满足，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极左政治运动对正常人性造成的压抑与扭曲的深刻反思。

二、性描写中的悲剧意识

对于一个有着严肃创作态度的作家而言，在如实描写人生百态的同时，融注自己对于笔下人物的爱与悲悯之情，在此过程中赋予作品特定的审美价值，既是其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更是其艺术品格的自我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曾祺不回避在其性描写中表现悲剧意识，使这类描写具有了丰富的可解读空间。

《寂寞和温暖》写的是女科研人员沈沅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性别羞辱，最后重新获得尊重的故事。其中提到她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张贴出来的大字报和漫画带有极为庸俗的低级趣味：“有一张漫画，画着一个少女向蒋介石低头屈膝。这个少女竟然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裤衩！”18这其中既包含了作者对极左政治运动本身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不无对人性之恶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笔下的涉性描写就超越了对个体人物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遭遇的表现，以更宏观的视角触及了政治运动的非理性给个体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悲剧。无独有偶，在《天鹅之死》中，“某某去看了芭蕾。他用猥亵的声音说：‘这他妈的小妞儿！那胸脯，那小腰，那么好看的大腿！……’他满嘴喷着酒气。他做了一个淫荡的梦”。而当他在“文革”中成了“宣传队员”时，他内心的私欲便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对芭蕾舞演员进行非人道的折磨。最后，作者借他人之口道出了他对这种现象的看法：“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闹的！把一些人变坏了，变得心狠了！不知爱惜美好的东西了！”19事实上，与其说“人”的变坏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导致，不如说人性本身就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素，一旦外部环境允许，这类非理性的因素便会趁机流露出来。在这一类作品中，汪曾祺将男性集体的性幻想和带有病态心理的狂欢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类描写的审美价值指向，无疑是对人性幽暗面以及非常态的政治运动的深度拷问。

婚内出轨通常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由此造成的婚姻与爱情悲剧构成了文学作品取材的重要来源。汪曾祺小说对婚内出轨也有相应描写，并且多以性描写作为切入点，借此探讨了导致悲剧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出轨行为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在《迟开的玫瑰或胡闹》中，邱韵龙与汽车售票员之间的性关系给他枯燥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面对亲友的劝阻，他不为所动：“我宁愿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20作者没有对邱韵龙的行为进行过多评判，而是将这种权利交给读者，这种情节处理方式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尴尬》同样写的是婚内出轨的故事。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岑春明与同事洪思迈、顾艳芬一家互为邻居，年过四十的顾艳芬的怀孕，将这一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幽暗面暴露无遗，顾艳芬丈夫洪思迈的一句“我患阳痿，已经有两年没有性生活，她怎么会怀孕？”使小说主题的丰富性得以凸显出来：一方面，洪思迈抛弃发妻与顾艳芬结合，从侧面透露出此人的薄情寡义；另一方面，表面谦和、为人厚道且受人尊敬的岑春明竟然出轨他人，揭开了其人性复杂的一面。另外，小说的结尾颇有意味：岑春明并没有因私生活混乱而受到处分，反而官升一级，顾艳芬则被调到另一个专区继续从事马铃薯晚疫病研究，洪思迈则被提升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表面上看皆大欢喜，但洪思迈最后罹患老年痴呆、反复问旁人“我是谁？我是谁？”的结局，同样引人深思21。在这里，谁对谁错已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出轨”这一事实给两个家庭带来的情感与精神层面的创伤，这种创伤对于个体而言无疑是一场悲剧，同时也暗指整个时代的无理性及其造成的悲剧。

对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社会生活的展现，是汪曾祺小说的重要取材来源。而在这类作品中，对人物之间病态的性爱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的展现，构成了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大德生米厂的王老板打起了辜家豆腐店女儿的主意，并以帮扶危难的名义遮掩食色之目的，他找到薛大娘（这一人物形象在同类小说中反复出现）来拉皮条，在薛大娘的花言巧语之下，辜家女儿答应了这桩买卖，可没想到王老板的大儿子王厚辽也加入进来，这自然会招致旁人的非议：“两代人操一张×，这叫什么事！”不过，小说的重心并不在此。辜家女儿真正喜欢的是王老板的二儿子王厚堃。如果说她与王老板和王厚辽的性关系是一种买卖的话，那么，她对王厚堃则动了真情：“王厚堃站起身来要走，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把舌头吐进他的嘴里，解开上衣，把王厚堃的手按在胸前，让他摸她的奶子，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当王厚堃结婚的花轿从辜家豆腐店门前经过后，“辜家的女儿坐在一张竹椅上，发了半天呆。忽然她奔到自己的屋里，伏在床上号啕大哭”22。在这里，一面是毫无情感的肉体交易，另一面是所爱之人另有所属，两相对照，可以带给读者回味无穷的审美体验。而这一切如果离开了前面的性爱关系的描写，也就失去了其撼动人心的力量。

在《关老爷》中，地主关老爷过着收租享乐的生活，他平时除了养尊处优之外，便是“看青”，而他下乡“看青”的主要目的则是睡女人。他的儿子关汇和岑瑾青梅竹马，可关汇在新婚之夜发现岑瑾不是处女之后，一改往日的温情脉脉，对岑瑾肆意打骂。小说结尾写道：“关老爷还是每年下乡看青。他把他的看青的‘章程’略微作了一点修改：凡是陪他睡觉的，倘是处女——真正的黄花闺女，加倍有赏——给两个金戒指。”小说以关老爷下乡“看青”、睡女人为开端，以两代人在“处女”问题上的态度为结尾，在前后对照中，寄寓着作者对旧社会男权思想的深刻反思。关老爷靠收取地租过着优渥闲适的生活，并且用这些钱来睡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这其中所透露出的金钱与权力关系发人深省。尤为讽刺的是，关老爷的儿子关汇最终发现新婚妻子竟然不是处女，这一情节显然包含着作者对关氏父子自作自受的嘲讽之意。正因如此，小说最后的情节设置暗示出关老爷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让下一代尝到了恶果，所以他才会对其“看青”的“章程”略作修改。只不过这种修改于事无补，这自然进一步加重了作者的讽刺力度。而岑瑾作为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女性，她在文中并非沉默的存在，事实上，她一开始对这门亲事就不太同意：“岑瑾本不愿意，理由是：一、她比关汇还大两岁；二、关汇身体不好，有点驼背；三、他在学校里功课不好，尤其是数、理、化。”只不过扛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勉强答应了下来23。这一细节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意味：岑瑾不愿意嫁给关汇的三点理由中，有两点透露出她的“新思想”，无论是她对关汇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还是对其文化知识水平的失望，均指向其理想中“健全”的男性形象。而关汇显然不是最佳人选。并且，关汇发现岑瑾到苏州读女子师范之后，“她的信感情有点冷淡”。这一细节暗示出岑瑾在苏州遇到了更符合其理想的男性，她的“失贞”很有可能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岑瑾对性爱关系的选择实际上是半新不旧的社会文化氛围下的产物，而她最终嫁给关汇，并在新婚之夜遭受皮肉之苦，显然包含了作者对其性爱悲剧的哀婉之情。

性和伦理的悲剧性冲突的集中展现无疑是《小孃孃》中所写的乱伦关系。谢淑媛是谢普天小姑妈，两人年龄相当且郎才女貌，相处久了难免互生情愫。但由于两人的特殊关系，他们的感情注定需要面对诸多实际问题，因此，“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在做爱时觉得很快乐，但是忽然又觉得很痛苦。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他们无法摆脱犯罪感”。尽管如此，作者也没有盲目地对他们的乱伦关系加以道德批判，而是通过与居家姊妹之间的“通奸”进行对比，突出他们感情的纯美：居家“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疯兄弟每天轮流和她们睡，不跟他睡他就闹。居家灯笼店的事情街上人都知道，谢淑媛也知道。她觉得‘硌应’”。不过，小说结尾部分安排谢淑媛怀孕后噩梦连连、最后死于难产的悲剧情节表明，作者依旧无法超越世俗的伦理观念使这一对苦命鸳鸯善始善终。可即便如此，小说从同情的视角出发，以唯美的语言对谢普天、谢淑媛之间的情爱关系进行呈现，一定程度上表明作者旨在通过他们的故事，来探讨非直系亲属（谢普天与谢淑媛是嫡亲）之间结合的可能性问题24。这就将问题引申到了性描写之外的人伦关系层面，而公众在人伦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变迁，则与社会文化的整体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映出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文化观念领域出现的禁锢与松动。作者以谢家姑侄的性爱关系出发，讨论了何为“乱伦”，以及深陷“乱伦”关系中的人的精神困境问题。

三、对自然性爱关系的赞美

如果说对性意识的呈现与批判以及在性描写中融入悲剧意识更多带有朦胧、幽暗色彩的话，那么，对自然性爱关系的赞美则是汪曾祺小说性描写中的一抹亮色。这类描写中，男女人物之间发生性关系大多数情况下是自然而然的事，并无太多情色成分的描写，反映出主人公自然的“人性”之美。事实上，汪曾祺小说对人的“本性”的描写通常从最基本的方面着眼，所谓“食色性也”，他也关注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但在这类作品中，他的切入点同样是与人物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那一部分，而非从宏观的时代政治着眼，进行整体性的描写。并且，他并不以传统道德伦理的角度观察问题，人性的健康与自由才是其评判性爱价值的终极标准。有论者据此认为：“无论对情还是性，汪曾祺审美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人性，而不是意在挑逗。”25

在《大淖记事》中，巧云的美貌吸引了小锡匠十一子的注意，同时也招来水上保安队刘号长的垂涎。围绕巧云的“破身”所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了这篇小说情节发展乃至主题意蕴生成的推动力量。小说并未将巧云的“破身”视为一场灾难，巧云事后也没有效仿贞洁烈女以死明志，“她还有个残废爹”，“她想起该起来烧早饭了。她还得结网，织席，还得上街”，总之，生活还得继续，只不过“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而在随后的情节中，当她终于“把自己给了十一子”之后，才有了刘号长带领保安队打死十一子、锡匠们上街游行要求县政府交出“姓刘的”以及十一子“死而复活”等情节的展开26。尽管这篇小说中的性描写较为简洁，并且是以非常态的形式呈现出来，但从整体上来看，性心理、性关系依旧是这篇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叙事动力，并且，作者将巧云与十一子幽会的画面描写得唯美动人，一切如行云流水，虽受到刘号长的阻碍，但故事的结局依旧引发读者对美的向往。《小姨娘》中，年仅16岁、还在上初中的章叔芳在弟弟章鹤鸣的陪同下与同班同学宗毓琳发生了性关系。按照常理，姐姐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一般会瞒着家人，而章叔芳却让弟弟把风，并且主动靠近宗毓琳：“宗毓琳不停地发抖，浑身出汗。倒是章叔芳因为比宗毓琳大一岁，懂事较早，使宗毓琳渐渐安定，才能成事。”在这里，汪曾祺并未从道德层面对章叔芳的行为进行批评，而是着重描写了她在受到父亲惩罚时的镇定与决绝。这种意义呈现方式既回应了“五四”时代主张“人”的觉醒的主题，同时也将其后来的变化如实呈现，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27。

《鹿井丹泉》中如此写和尚归来和一头母鹿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一日归来将母鹿揽取，置之怀中，抱归塔院。鹿毛柔细温暖，归来不觉男根勃起，伸入母鹿腹中。归来未曾经此况味，觉得非常美妙。母鹿也声唤嘤嘤，若不胜情。事毕之后，彼此相看，不知道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此后母鹿产下一女婴，“一家三口，极其亲爱”。不难看出，汪曾祺对这种性爱关系的描写并无猥亵之意，反而流露出赞美的意味，旨在突出某些看似荒诞实则又极其自然的事物的合理性的一面。文末的一段说明文字颇能体现出汪曾祺的观点：“按此故事在高邮流传甚广，故事本极美丽，但理解者不多。传述故事者用语多鄙俗，屠夫下流秽语尤为高邮人之奇耻。因此改写。”28言外之意是要为这一“本极美丽”的故事进行“正名”，突出其自然与美的一面。《薛大娘》中的薛大娘以卖菜为生，丈夫是个裁缝，为人“很老实”，只有一点不好：“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这就为下文做了铺垫。薛大娘除了卖菜还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一般而言，“拉皮条”很容易使人与一些不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但作者的立意显然不同：“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不仅如此，当薛大娘遇到心仪的男人，会毫不犹豫地追求对方。作者对薛大娘的做法显然是赞同的：“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人，自由的人。”29与其说这是一种道德的评判，不如说是作者从“人”的角度出发，对健全的人性的肯定与赞美。

赞美自然而然的性爱关系是汪曾祺此类描写的突出特点，甚至他对“和尚”的私生活的描写同样出于对自然人性的如实表现，无论是《庙与僧》中二师父和老婆公然生活在寺庙里，还是《受戒》中二师父仁海和老婆一起在荸荠庵中生活、方丈有一个19岁的小老婆，再或者《鹿井丹泉》中和尚和母鹿之间的性爱关系，都像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展现，并未从道德与人伦层面进行妄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实际上构成了他展现纯真的人物关系与日常生活道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小说中那些追求自由恋爱、敢爱敢恨的女性人物形象衬托出男性与父权的衰微。无论是《小姨娘》中章叔芳的坚决，还是《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辜家女儿的半推半就，父权或者处于崩溃的边缘，或者根本缺席。而那些“乱伦”关系中，父辈更是沉默的存在。《小孃孃》中谢普天与谢淑媛的父辈们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除此之外，在那些非常态的性爱关系中，男性人物形象或者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或者扮演可有可无的角色。例如，在《尴尬》中，表面斯文且德高望重的岑春明竟然出轨女同事并导致其怀孕，《莱生小爷》中一把年纪的莱生小爷居然对年轻的小姨子垂涎三尺，《关老爷》中的关老爷借“看青”的名义祸害良家妇女；再如，《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有丈夫，但是由于“他在房事上不大行”，并且“整天没有几句话”，导致薛大娘如同守活寡；等等。这类小说中，作者对男性人物的所作所为显然持批判态度。在那些纯美、健康的性关系中，女性主人公往往是主动追求的一方，他们不畏世俗眼光，在性爱关系中展现出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他曾提到自己在《受戒》中写了人性的解放，并声称“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30。他对自然的性爱关系（包括情爱关系）的由衷赞美，可以看作是其书写人性之美与彰显人道主义关怀的一种特殊途径。

结语

对性爱关系及性心理、性意识的描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由此引发的行动及结果，成为中外作家用之不竭的取材来源。人们通常会被汪曾祺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和谐之美以及作者本人的表述所迷惑，以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笔调著称的汪曾祺是远离政治、散淡平和的，但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31换句话说，汪曾祺小说中的性描写从来都不仅仅是对性本身的呈现，而是注重揭示性心理以及性爱关系背后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的呈现过程中，寄寓其审美价值理念，以此引导读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需要补充的是，汪曾祺在此类描写中并非盲目地对男性的变态性心理及非理性的政治运动进行批判，而是在批判中略带一丝同情，能够从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与心理状态出发，从而使这类描写富有内在的张力与审美的弹性。同样，在赞美中也隐隐可以读出他对那些不加节制或有悖人伦的性关系的温和批评，以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而对人物潜意识中的性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同时也借此发掘了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