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变革·解理道德·剖析人际——达蒙·加格特小说创作的三重维度

日期：2023-06-25 08:41

南非作家达蒙·加格特（Damon Galgut,1963-）至今已出版8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2021年，他凭借小说《承诺》（The Promise,2021）荣获布克奖。加格特在颁奖词中分享着作为非洲作家的骄傲与自豪：“今年对于非洲文学来说是极为重大的一年。我想代表我属于的那片大陆上所有被讲述和没被讲述的故事，所有你们所耳闻和闻所未闻的作家同行来接受这个奖项。请继续倾听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即将诞生。”1

1963年，达蒙·加格特出生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成长的年代，南非正处于种族隔离的阴霾之下。到了九十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寿终正寝、南非社会迎来民主新纪元的开端。生长于这种乱云飞渡的时代大变局中的白人移民后裔加格特的作品勾勒出南非跨越前后两个时代的沧桑变换，以及这些巨变对当代南非集体心理、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他成为了南非社会转型时代最为出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同时，加格特的创作更有着对更深层次的人类问题的探讨，其中，他对人际关系问题的着墨十分出彩。从他对一段段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人与他者的故事的记录与描述中，不难看出这位气质忧郁的南非作家的见微知著、敏感锐利。本文便以加格特的书写流变为中心关注和考察加格特在不同阶段的核心关怀，并从中窥探他的南非文学史价值。

一、以身份解放映射政治变革

加格特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其作品之中的男性主人公形象往往性情敏感、气质忧郁。这些形象糅杂着加格特对边缘化的身份群体与南非社会关系问题的思索。加格特以及他所归属的庞大的身份群体在整个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语境中有着的特殊含义。同性恋行为曾经在种族隔离政府治下被长时间广泛禁止。加格特曾用“令人窒息”来形容自己的家乡比勒陀利亚，在他孩童时代那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地方，他也如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学会用伪装掩饰自己。加格特的早期作品中多有对微妙的同性关系的书写，期间隐匿着一种微妙的情愫，使得读者自然而然将他在书中所传达的生命体验作为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对包括种族隔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压抑边缘化群体的话语力量的反抗。这在其处女作《无罪的季节》（A Sinless Season,1982），第一部短篇小说《众生的小圈子》（A Small Circle of Beings,1988），和随后的小说《猪的美丽尖叫》（The Beautiful Screaming of Pigs,1991）中均有所表达。这其中最应当关注的便是《猪的美丽尖叫》，因为它将边缘化的身份体验与南非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宏阔的历史截面的彼此映射。1992年，作品荣膺南非CNA文学奖的，这也使得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众多记录南非政治转型的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故事背景设置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即将瓦解的上世纪80年代末。在种族隔离时代，“同性恋恐惧症在南非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没有为同性恋反抗的声音。政治环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大变革为这部分群体带来了充裕的发声空间，当同性恋写作映射出南非社会从种族隔离到后种族隔离时期所发生的转变时，人们才得以注意到这个边缘化的群体”（Mason 7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格特的性别身份叙事具有国社会家转型的政治寓言的功用。在种族隔离的高压时期，作品中的主人公帕特里克如所有的适龄白人男性一样应征入伍。此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控制着邻国纳米比亚，而帕特里克作为这支不义之师的一员，参与了对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战斗。加格特也通过帕特里克的视角展示了社会、政治、文化对边缘化的身份群体的系统性打压与规训，以此传达出对种族隔离暴政的隐形反抗。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身份是规范话语依赖其强制力重复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而形成的，是规范话语在我们身体上不断书写和操演的结果”（张永霞172）。在作品中，加格特着重军队这一对于边缘化的性别群体而言的精神地狱。被锻造出来的战士最终都将被送上镇压纳米比亚民族独立的战场。羸弱的身体、萎靡的精神使得帕特里克成为军队中的异类之徒，不得不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与攻讦。加格特通过帕特里克展现了一个社会对于边缘化群体的系统性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仅发生于族群与族群的边界，更发生于传统与“异类”的分野。具有“男性气质”的群体通过对边缘化群体进行语言的攻讦与人际的排斥以巩固自身的身份霸权，占据虚妄的道德制高点，获取充满偏见的尊严优势。

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南非从一个无论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存在着广泛的反现代性特征的威权国家，以极其大的步调迈入一种高度的政治现代化。对于南非来说，“南非的民主转型涉及到一种‘彩虹’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依附于单一的民族身份，并且明确将同性恋群体纳入公民之列”（奥拉尼央、奎森975），“南非的的政治家们甚至采用‘出柜’这一隐喻来谈论南非告别种族隔离制度”（奥拉尼央、奎森975）。同性恋的身份解放叙事一定程度上便成为南非新生国家的民族寓言，是南非的转型话语的一部分。加格特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创作的素材之一，融入有关南非历史转型的见证与记录之中。在《悦耳的猪叫声》中，帕特里克最终对母亲的情人戈弗雷产生了微妙的情感：“我坐着看着他打了几个电话，感觉离这一切既近又很远。我想，那时我有点恋爱了”（Galgut,The Beautiful Screaming of Pigs 118）。整部作品中，这是帕特里克第一次以“爱”来形容自己与同性的情感状态。对同性明确的情愫是帕特里克打破身份禁锢的政治宣言。在种族隔离行将解体，帕特里克感受到了明确的同性之爱，敢于言爱，性别身份的解放背后是政治环境的转型与变革。

对一场为一位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祭奠的集会的书写是整部作品的高潮。帕特里克作为白人、懵懂的同性恋者、曾经与军队一起镇压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前南非军人，多重的身份使他面对集会的盛况感到一种强烈的身心涤荡。“波澜壮阔的历史集中在一个孤点上，这是它们最终的归宿——成为岩石、沙子、空气”（128）。这种虚无的感觉代表着帕特里克在面对历史的转折时感受到自己亲身以往的经历，自己曾经处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规范的对立与冲撞在此刻都成为了过往云烟。因为，“我们都会消失，我们每个人，留下的只有地球贫瘠的大地。干旱而死寂”（128）。这是帕特里克的顿悟，是加格特给予社会的启迪，它否认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用严酷，非多元化的价值观钳制社会的威权体系。由此加格特以极高的历史良心完成了对南非社会变革的观察与反思。

二、从“道德模糊”审读新南非社会

在《悦耳的猪叫声》之后，加格特陷入了长时间的写作低谷。随后的《矿场》（The Quarry,1995）不温不火。直到2003年，加格特出版了《好医生》（The Good Doctor,2003），入围了布克奖、都柏林文学奖，并获得英联邦作家奖，加格特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如果说《猪的美丽尖叫》是加格特早期创作的代表作，传达的是加格特对南非政治变革的思考，那么《好医生》则是加格特对实现了政治转型，步入21世纪后的南非社会的全新观察，加格特的关怀中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南非已故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éBrink,1935-2015）评价道：“这部作品不失为有关南非社会转型道路上，有关我们社会道德、哲学、精神思考的里程碑式的杰作。”2布林克在对加格特的评价中提到了南非社会的“社会道德”问题。而在加格特看来，自己相较于J.M.库切（J.M.Coetzee,1940-）、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等南非作家的不同之处也在于自己更加注重当代南非的道德模糊（Moral Ambiguous）。这种模糊表现在南非人面对业已成为过往的种族隔离历史的分歧，不同个体对历史的理解又影响着新南非人对当代社会的思考与价值评判，由此，加格特展现了后种族隔离社会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杂糅。

《好医生》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从种族隔离时期的军队退伍下来的军医弗兰克，一位是成长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没有历经种族隔离时期的年轻医生劳伦斯。二者的代际差异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与现实意识，由此生发道德观念的冲突。一方面，弗兰克以极为审慎的眼光审读这个全新的南非社会。他认为历经种族隔离浩劫的南非社会早已积重难返。“你无法改变事物本来的样子”（Galgut,The Good Doctor 169）成为了他的人生格言。他视工作的黑人小镇医院视作被遗弃的无望之地。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医院依旧物资匮乏，不受重视。既然如此，任何变革与创新都毫无意义，只需顺其自然即可。作为与弗兰克对照的存在，劳伦斯的形象显然与之大相径庭。劳伦斯成长于后种族隔离时代，对于他来说，“过去的都已过去。它们再也不重要了”（63）。例如，在得知弗兰克曾经参军后，劳伦斯对这段并不光彩的过往表现出强烈的倾慕。在他看来，参军仿若一次历练人生的机遇，甚至表示：“我多希望我参过军，感觉我好像错过一次对我成长能产生影响的经历”（63）。没有历史创伤的牵绊，劳伦斯展现出对当代南非社会极大的热情，这体现在作为医者的责任意识与创新精神之上。弗兰克将医院的困境视作种族隔离历史的延续，不可救药，亦无需就药；劳伦斯虽然承认医院是一个源自过去的失败产物，但他却打算另辟蹊径地开设乡村诊所，以做出贡献，用最大的努力清扫种族隔离所遗留的阴霾。然而，弗兰克嘲讽劳伦斯的诊所计划无济于事，是毫无意义的象征。他否定劳伦斯的努力，而自己却也无所事事。劳伦斯对弗兰克的反驳与“判定”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之处：“当你什么都不做时，你怎么指望能改变一切？”“你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新生国家的一部分”（169）。因而，弗兰克与劳伦斯观念与行动的冲撞与对立所产生的张力超越了“医生”这一文本表面的身份意涵，生发出加格特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该如何面对社会历史、如何面对发展等有关南非社会的思考。两位主人公的故事所传达的道德观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德与品质，而是进步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对冲，两种思想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

除了进步与犬儒的纷争，一些更加贴合南非种族隔离历史的论辩被呈现出来。弗兰克按照医院规定，认为医院的黑人临时工特霍戈不应有一个正式的房间。而特霍戈敏锐地联想种族隔离的历史，产生了自己的自由与财产再次遭受白人的侵占的创伤反应。历史的创伤与现世的法则冲突，谁人道德，谁又是不道德的呢？特霍戈卷入了一场暴力事件中，劳伦斯成为连带的受害人。而恩格玛极力为自己的黑人同胞辩护。种族与种族再次对抗，然而无论如何，这些心理在全新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剥离了革命与斗争的语境，新南非人的共属身份使得纷争以一个道德的高度降格它们本身固有的不可调和性，也由此有了更多商榷与反思的空间，而不至于走向一种彻底的虚无或对抗。

《南非文学在20世纪末以来所发生的转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后转型”（Post-transitional）书写趋势。它往往有一些“政治不正确的幽默和尖锐的讽刺，风格上兼具自由与热情。这些都使得一些传统的要素，如国籍、种族或民族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Frenkel&Mac Kenzie 2）。《好医生》中的人物沐浴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政治身份框架内——新南非人。在这一全新的身份共属内，所有人身上历史的印记已然被纳入了“彩虹之国”的光晕之中。多声部的书写传达的并非“弥合分裂”“精神一统”的呼唤，而是客观冷峻地引导世人关注当代南非社会每一种具有历史缘由的社会心理，它们有的关乎历史的创伤，有的关乎时代的发展，它们也许彼此冲突，互为声索，然而在一个“道德”的框架下，它们所指向的不再是对历史正义问题的严峻辩驳，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共同体中寻求共解的可能。这也是加格特在步入21世纪之后顺应时事的全新思考。

三、从“他者与自我”窥探人际密码

从《猪的美丽尖叫》到《好医生》，再到《冒名者》，加格特将目光转向处在历史变迁之中的南非社会，也使得加格特跻身南非代表性后种族隔离文学作家行列。但同时，加格特不应被忽视的，是其对民族、国家这些宏大主题关注之外的，作为文学创作者对“人”这一价值主体本位的关怀。在他看来，南非作家似乎天然被上了一把枷锁，他们始终被期待书写南非的政治社会现实。这便不得不提及加格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众生的小圈子》，在这部作品里，“人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被加格特着重提起。作品出版时，曾有南非学者就其缺乏对现实严峻的政治问题关怀而提出质疑。玛丽安·普克斯雷（Marianne Puxley）就认为：“在《众生的小圈子》全部的五篇短篇小说中，有四篇中的人物缺乏任何社会与政治意义”（Puxley 24-25）。即便其中有着为数不多的种族成分，“作品中黑人角色阴沉且充满奴性，白人女性叙述者对自己的仆人没有丝毫同情与理解”（24-25）。这反映出南非文学在特殊时期对政治功能的强调，但这掩盖甚至扼杀了文学的本体价值。在加格特看来，过度强调书写现实会成为作家的枷锁。二十余年后，当加格特尝试与南非社会保持距离的创作时，人际关系问题被其再次提起，并在2010年出版《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这使他继《好医生》后第二次入围布克奖最终短名单。

在加格特看来，“人们之间试图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建立联系”（Miller 139）。在加格特的笔下，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张力被用一系列的心理描写、情节暗示、景物烘托展现曲折跌宕，但同时人际关系也往往在历经剧烈的摩擦生热后归于令人窒息的沉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Existence and Time,1927）中认为，人以“共在”的方式存活于世，这便意味着人无法以一种“孤芳自赏”般的方式存在。人既生于外部世界，即意味着他必然卷入其中，自我处在由“他者”组建的外部世界中，个体的身份、行为、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者在场的掣肘。加格特所关注的正式这种在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由于主体将足量的情感投射向他者，丧失对自我精神的引领，而呈现出的人际交往中个体所面对的若干精神困境。

第一，通过书写人极力寻求与他人和谐、美好的关系而不得的故事，呈现现代社会中人孤独、焦虑的精神状态。《众生的小圈子》里，母亲对儿子大卫、丈夫史蒂芬、新男友塞德里克都可谓掏心掏肺，极力寻求与对方关系的和谐，却又在关系与关系的平衡中迷失自我：她为了丈夫精心着装；为了照顾染病的儿子任劳任怨、殚精竭虑；在儿子病情好转，与丈夫离婚后，她谋求塞德里克那里寻求心灵的依托与生活的安稳，不料塞德里克有着极端的控制欲。他要求大卫称自己为父亲，并十分鄙夷大卫虚弱的身体状态，他还要求女友对自己绝对臣服，并不断对二人使用暴力。大卫此时流露出对生父的怀念，母亲却一反常态地陷入歇斯底里，呵斥儿子的“背叛”。同时，渴望稳定新感情的她也配合着塞德里克，“驯化”儿子。最终，儿子与男友均离她而去，唯一陪伴她的是年迈的母亲。通过这样一段纷繁复杂、支离破碎的家庭伦理关系，加格特展现了人与人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由此引发的人类个体的精神孤独与焦虑，表达出对人类建立和谐关系的期待。

第二，当代社会中，人追求和谐关系的本质是人在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下，不断通过与他者的交往，建构自己的社会、文化、个我的身份，实现自我认识。加格特对于身份问题的探讨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在《猪的美丽尖叫》中具有明确现实指向的身份探讨，如文化掣肘下的性别身份困境、社会转型间的“新南非人”身份意识，同时亦有如《在一个陌生的房间》这样将身份指向人类的精神内核，对“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追问。

《在一个陌生的房间》突出表现了主人公达蒙的心灵孤寂，这主要表现在他无法在孤身一人的世界里求得精神的富足：

“当他的生活变成一系列琐碎危险的细节时，会令它感到自己与周围的一切脱节了，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所以当他身处某个地方时，几乎没有任何幸福感，他身体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在催促他前往下一个地方，然而他从未向什么靠近，却总是在离开，离开。”（加格特21)

他的每一次旅行的都没有明确的目的，与每一位旅友的相遇都是偶然。这体现着现代社会中人心灵“无根”状态的写照。达蒙的旅行虽看似毫无目的，但其实是这种“无根”境况下的使然。他与三位旅友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尝试与对方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也使得达蒙的自我身份不断改变。在支配欲强的莱纳身边，他是一个卑微的追随者；在两情相悦的杰罗姆身边，他是一个爱恋者；在有着自杀倾向的安娜身边，他是一个保护者。然而，他始终在关系的主动与被动之间挣扎，与莱纳的关系因失衡而难以为继，与杰罗姆之间的微妙情感因世俗的界限而无疾而终，为了保护安娜费尽心血，然而最终也没能挽回她的生命。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时间在慢慢流逝，他还得赶一趟汽车，还有一段旅程。该走了”（加格特239）。他的下一段旅程将在哪里？将会遇到什么人？他的身份又将发生怎样的变换？加格特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达蒙在无止境的旅程中不断从他人身上寻求精神归属，不断变换着自我之于他者的那一抽象的身份。通过达蒙的故事，加格特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对心灵归属的渴求，对自我身份的不断建构与调适。

可以说，加格特代表了南非作家希望在除现实题材以外开创全新表达的尝试。他曾经表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是他“出走南非”的一次重要尝试。3除了主题的新颖，加格特还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基于回忆，通过作为作者化身的主人公的叙事视角在虚构人物和作者本人身份之间不断游移切换的方法，实现回忆录的小说化，即一种“回忆即虚构”（Memory is Fiction）的美学表达方式，在这种美学框架内探索人与他者的关系，这一全人类的根本性问题。他在美学上的探索以及关怀对象的拓展为他跻身南非当代一流作家，并不断向更高峰迈进提供了坚实的动力。

结语

在欣赏加格特创作的多元性时，我们更应关注并思考的是加格特对于整个南非文学进程的意义。早在《好医生》问世时，便不乏有声音认为他是库切的接班人。格特本人极力避免这种比较，也避谈自己的某种承继性。但他的创作的确开拓了南非文学在21世纪的表达空间，也的确有着某种承继意义。一方面，他如他的前辈一样捕捉南非历史的脉络，专注于对南非问题的表达。库切的写作在革命与斗争的时代与殖民话语进行全方位对抗。而库切也曾如加格特一样站在南非历史转折的关口俯瞰这片土地。他在《耻》中触摸南非从殖民时代走向种族解放过程中的社会阵痛，剖析这片土地走向“彩虹之国”所必须解决的历史矛盾，必须面对的有关转型正义的道德伦理。随后，库切远走澳洲，将一种更加世界性的流散体验融入到“耶稣”4系列的篇章中。可以说，加格特承接了一项库切没有完成的任务，即用文字记录现代化转型后的南非社会。当这社会已不再纠结于为严峻的政治议题肃清正源，当所有人都已经沐浴在现代性的框架下的时候，作家如何以自己的良心面对社会上的千疮百孔、断壁残垣。加格特选择了“道德”这一主题来试图阐释当代南非社会，其中既有着面对种族隔离历史的历史道德，也有着关乎社会与个体在全新时代谋求发展的发展道德。这种书写代表了后殖民叙事在当代南非一个较为新颖的表达范式：它不再以解构和批判权威为核心目的，而是承认了一种客观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殖民时代的现世遗留，还是本就受苦受难的殖民地生灵，他们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共处于一个想象成现实的共同体中，而道德便是衡量这一仓促而成的共同体中所有未解决、待解决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标准。另一方面，加格特在这块土地之外的探索为南非文学走出传统话题的狭隘空间提供了范式。《在一个陌生的房间》中，主人公的世界之旅本身就代表着加格特的一种情愫，他也如他的前辈一样有着对更为宏大的人类问题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