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乡愁与现代性建构——论俞胜的小说创作

日期：2023-07-01 02:03

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源泉，故乡可以说是作家自我认知的起点，是作家体察社会、触摸世界的支撑点，也是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落脚点。进一步地说，故乡不仅是作家最内在、最至诚的情感所依托的重要载体，更为作家的创作实践积累了源于故乡地理与人文最原初的动力源泉。关注和聚焦作家的故乡书写以及情感表达，越来越成为研究界更直接地认识作家及其文学世界的一个潜隐窗口。作为一个出生于乡村、成长成熟于城市的作家，“故乡”对俞胜来说，始终是个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或说界域，其内心总在“南方的乡村”和“东北的城市”之间徘徊。1基于如此的生命经验与人生阅历，俞胜在创作中对“故乡”的叙写与再现，并不只是单纯地局限于对乡村世界悲悯式的回望与缅怀，而是将观照的视角辗转于城市与乡村彼此有别的两个世界，以及“城—乡”互动发展与个人情感的交叉地带之间。在此基础上，他把目光聚焦于自己既熟悉又有着切身体验的“乡村人”“城市人”以及生活在城里的乡村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境遇。而这些在俞胜小说创作中，尤其在中短篇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里有着更为清晰的彰显与表达。

纵览近年来俞胜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文字较早些年显得愈发成熟、也愈发具有情感表达的张力，一个个饱含精神容量且能捕捉到社会浪潮的文本，再现了作家对“城”“乡”不同生存空间的独特感悟、体察以及关怀。俞胜的小说具有高度的敏锐性与深刻的洞见性，他把“城—乡”在社会转型期的冲突、矛盾以及胶着状态更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借以引发人们对转型时期“人”的境况的警觉与深思。或许正源于此，俞胜把更多的笔触聚焦处在城市边缘生存状态下的“外乡人”群体，以文学的形式刻画城市边缘“外乡人”的生命群像。在作家看来，这群“外乡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的一种“衍生品”，不论是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意识，他们都在不经意中被深深地烙下了看不见却界限分明的“城”“乡”双重印记。作家试图在文学的世界中将身处传统社会结构中，各种社会关系被解构、又被重构的现实环境中被边缘化的“外乡人”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把他们面对各种生存考验和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形态较完满地呈现出来。当然，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揭示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焦虑与不安，发掘出隐藏于个体内心深处那无处安放的“乡愁”，借以透视身处城市边缘的“外乡人”群体生存的举步维艰以及他们无助与无奈。

一、身份建构与乡愁

从古至今，“乡愁”可谓是被作家、艺术家反复叙写的重要文学母题。无数身处他乡的游子们内心深处最难以割舍的便是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他们心头那股难以消解的乡愁和故土情结，千百年来有意无意地向文人墨客提供了创作上的灵感或冲动。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诉求，“乡愁”激荡于那些远离故土、客居他乡、回望乡土的游子们的心间和文人墨客的笔尖。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处于农耕文明之下而形成的“安土重迁”“终老是乡”等传统观念，对那些身在他乡时日已久的“离乡者”来说，他们日思夜盼有朝一日能够“落叶归根”抑或“魂归故里”。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城乡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而基于这种现代语境之下“城”与“乡”之间的差异与隔膜又该如何被书写、被呈现呢?

《女孩儿吴小曼》讲述的是安徽女孩吴小曼孤身一人闯荡北京城、纠结苦闷的人生遭际。她满怀希望与憧憬，努力学习普通话，交北京男朋友，以期能够赢得令人向往的“北京身份”。可是打拼多年以后，她仍然无法融入北京这座城市，其间有她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认知上固化的因素。不言而喻，吴小曼这样一个努力上进的女孩，只因没有北京户口，在京闯荡过程中屡遭打击———先是店铺因售卖假冒伪劣服装被叫停，再就是遭受来自北京男友许嗣强的冷嘲热讽。事业与爱情接连受挫，导致吴小曼不堪重负，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彷徨于精神受挫与现实困境，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乡愁”不自然地浮现出来。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吴小曼在城市里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及不公和北京人在她脑海中形成的刻板印象(“鬼精精”“冷血动物”)，2都可以说是传统城乡之间隔膜与对立的直接体现。而由现实差距与社会排斥所形成的心理距离致使吴小曼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在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外乡人”的位置上，这种角色的“自觉”又在潜意识中以反作用力的方式数次促使她萌生远离城市的念头———继而形成个体越陷越深的“深渊”。诚如学者王春光所言:“尽管城乡之间已经走出过去那种绝对隔绝的状态，但是城乡仍然是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甄别标志。”3从这个层面来说，无论是吴小曼对个人身份的焦虑，还是她因此萌生的故乡愁思，都可以说是城乡之间社会差距的某种衍生物。

如果说农村女孩吴小曼是那种没有成功融入城市的一个例证，那么《午夜的眼睛》中的留洋博士曹雅洁则属于成功融入城市的代表。曹雅洁已在北京结婚生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取得了“新市民”的身份。可以说，曹雅洁是生活与事业双双得意，社会身份也获得了认可，不存在多重身份的失衡状况。春节之际她回到家乡，也不过是为了带儿子伍小曹寻根，让儿子感受她自己心向往之的年少时故乡浓浓的年味儿。故乡之于她，意义复杂难辨。一方面，故乡养育了她，是她终身走不出的生养地和情感家园，以致她常常魂牵梦绕、念念不忘;另一方面，她已从乡村走向了城市，通过在异乡的努力打拼业已获得了城市身份，算是融入城市的成功人士，故而她有了底气带着儿子回故乡“忆苦思甜”。就此看来，“乡愁”之于她，似乎只是午夜梦回、茶余饭后的情感调剂而已。虽然如此，曹雅洁的“乡愁”却略带一种文化反思的基调。在儿子伍小曹的眼中，“壁灯像妈妈的眼睛，温暖祥和地抚摸着他”。2可对曹雅洁来说，“这年夜的灯笼，其实不只是灯笼，它分明就是年夜的眼睛啊”。2某种意义上，文中的“壁灯”带有一种时尚而现代的特性，而“红灯笼”则更多富有传统的意味，两者既是理论上的相承关系，又存在着现实中城与乡的特征冲突，因而形成了一股文字张力，提升了“乡愁”主题的表现力度、深度以及现实特征。在这里，与其说是曹雅洁带着儿子回到故土，两代人进行了一场寻根之旅、反思之旅，不如说是作家透过母子两人的眼睛向世人传达出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巨大改变的当下，他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能否有序递进、相继问题的迫切的理性思考，从中引发我们主动深入到文化寻根的视野中去发掘与探索这一现实问题。

作为有着现代意识而又比较独立的女性，吴小曼与曹雅洁本身就有着各自不同的乡土体验，再加上城市对她们各自身份的认同态度大相径庭，使得“乡愁”以截然不同的面孔在两人身上一一呈现:之于前者，“乡愁”是被“北京人”孤立之下的精神怀乡、情感依托;之于后者，“乡愁”则是功成名就之后回乡时的文化寻根、文化反思。小说字里行间所反映出的共同点则是两人对于乡土的情感认同正在被慢慢消解……虽在城市里遭遇不公，但只要给出微茫的即便只是言语上的希望，吴小曼还是倾向于以极为强烈的个人意愿留在城市继续打拼;而曹雅洁相隔七年再次回到故乡，除了满足自己思乡的心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让儿子在区别于城市的乡村环境中忆苦思甜，感受记忆中故乡的年味儿。两人的选择无一不证明了乡村对于年轻一代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而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一代人的“乡愁”之浓、之深、之重。作家在《杏儿红了》中讲述了在“我”奶奶回忆中的老屋斗拱飞檐，回廊的柱子比文化宫的还粗、还直，等到见了乡亲面，奶奶更是泪眼婆娑，20年后还不忘叮嘱孙辈把自己的骨灰捎回故乡以达成“落叶归根”的人生夙愿。小说有关奶奶的篇幅虽不多，但人们却能透过文字见到一位白发苍苍、满怀乡愁、遥望故乡的老者形象，她亲切而可感。对奶奶来说，“乡愁”与自己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寄存着她旧时的回忆、纯粹的情怀以及精神诉求。由是而观，奶奶对于乡土的认同感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年轻一代所能比拟的。

更进一步地说，吴小曼、曹雅洁两人的“乡愁”可以追溯到基于社会距离之上的社会观念对她们个人身份的认同度上。而这里的“个人身份”就是“由他或她的生理条件和智力以及他或她所掌握的成规构成的。既然在不同环境下必须要激活不同群组的成规，那么当一个人由追随一个群体而转向另一个时，他的身份看来会发生很多变化”。4也就是说，“成规”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个人身份”也是可以发生转变的，而想要获得身份上的转变就要掌握新群体的“成规”。而事实上，若想获得新身份，除了掌握新成规，还要获得社会认同或者自我认同。吴小曼因“北京人”这一身份不被认同而焦虑，又因“北京的姑娘”这一身份被肯定而感动得流泪;曹雅洁因取得了“北京身份”才拥有了回望和审视乡村传统文化的“资本”或眼光。而“我”奶奶则与吴小曼、曹雅洁不同，她的“个人身份”是通过自我认同而确立的，因此她的“乡愁”则更侧重于内心自我的冲突与统一。由此可见，虽说故乡承载着每一位游子的“乡愁”，但个人身份的认同却赋予“乡愁”以各自不同的价值指向与时空内质。

二、乡情与人性美学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些被千古传颂的以表“乡情”“乡愁”的古诗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佳句。一般意义上，“乡情”一词出现的频率与“乡愁”几乎相近，只因它们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又时常相伴而出。然而，许多作家、评论家却似乎更倾向于以“乡愁”来表现身在他乡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可当人们在细细品读之后，或许会发现“乡情”一词也同样别具韵味，其除了表达思乡之情外，还有一层“乡谊”之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乡情”内在似乎有种情感互动的独特意蕴附在其中，并且是处于一种相互之间“关系”确立的过程之中，而这“关系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纽带，信任在这里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而且这种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5从中可见“自我开放”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身在异地的游子情感脆弱之时“乡情”最容易从内心深处被唤醒。换句话说，“乡情”在具有环境渲染的氛围中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生动，凭此人们能够获得不同程度上的心灵慰藉以及精神鼓舞。

伴随现代社会城市化节奏的加快，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外乡人”初来乍到时很难在城市打开局面和展开交际活动。当内心诉求不被满足时，他们往往会转向自己的同乡，或许正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老话所显示的同为故乡人在异地相逢，分外亲切。在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传统认知中，国人眼中的“乡情”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其中“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6在《人在北京》中，周令申在妻子的鄙夷抱怨与同事的撺掇鼓动下心血来潮跑到了北京，试图凭借老同学鲍福长的关系在向往已久的北京谋求发展。没想到等他到了北京后，却始终见不到鲍福长，找工作又差点受骗，他从最初的满怀信心、热情高涨到后来逐渐变得茫然。作家安排这样的情节，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印证同事王老师因嫉妒而发的“言论”:“老同学又能怎么的!其实，人和人交往就像水里的鱼，有些鱼游在水的上层吃浮萍，有些鱼游在水的中层吃水虫，有些鱼游在水的下层吃泥沙。不同层次的鱼是永远不能成为朋友的!”7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乡情”在那些身处异地的传统乡村人心中的重要位置———周令申起了到北京谋求发展的念头，其前提就是仰仗与老同学鲍福长之间亲密的“乡情”。而鲍福长却有着自己的无奈，始终没有露面。身为乡村人的周令申，试图通过攀关系、叙乡情的方式在大城市找份好工作，导致他处在一种极低的位置，以仰视的姿态看待在大城市闯荡已久的老同学鲍福长，其间有种凭借乡情要“抱大腿”的冷幽默隐约显现。俞胜借这种“冷幽默”叙事制造一种心灵上的距离感，使自己可以用客观的视角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来看待所谓的“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的乡情异化以及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为了进一步审视和剖析城乡之间乡情异化的具体表现，俞胜不断拓宽新的表现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火热展开，乡土生态与基层干部形象受到了新乡土文学创作的青睐。《我叫杨焕明》讲述的就是这么一个有志青年志愿带领村民绿色致富的故事。为了带领石桥子乡岗后村村民创业致富，杨焕明下定决心辞掉了在苏州工厂的工作回到家乡竞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谁知他冲破重重阻碍竞选成功后，却迟迟等不到乡党委的任命。无奈之下他通过信访的方式向县长反映实情，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某种程度上，岗后村的新农村建设正是当下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大致方向与困境。值得一提的是，俞胜并没有像类似题材创作一样把重点放在表现基层干部如何带领村民大刀阔斧地改革、如何发家致富谋发展上，而是聚焦村委竞选前后各色人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杨世贵与杨焕明父子之间的矛盾，杨焕明与时任村主任江四海之间的矛盾……多种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纵横交织于选举村主任这一焦点事件上。需要指出的是，俞胜是个充满温情的作家，即使再紧张、尖锐的时刻，他都不忘添上一笔“乡情”。杨焕明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返乡竞选村干部支持新农村建设，其他村民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在积极为他竞选提供建议。而作家也是以旁观者的清醒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于一张一弛、一热一冷间把考量的触角伸向了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新一代人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与精神困境，表达了同代人不同群体以及父辈子辈两代人不同的价值抉择与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这既是对新时代新气象的从容展现，又是当前新乡土书写的显著特征。值得肯定的是，俞胜对现实问题掩盖下的人性把握与思量，对社会底层生命个体的生动刻画从来都不是带着责难的心态去苛责、去要求，而是满怀悲悯和同情心。

俞胜在创作中擅长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他总能从常人司空见惯的事件中敏锐地捕捉到不寻常的一面，从微弱的脉动中及时感知到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表面上看，在《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中，作家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婚姻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实则不仅如此。由于户口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赵有财与谢兰香夫妇不得已把儿子赵艺送回了家乡中学读书。由于儿子赵艺本身就不情不愿，加之心理上产生的落差以及父母不在身边陪伴等造成的情感缺失和心理问题，导致他不仅学会了打架斗殴，而且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谢兰香痛心疾首，着急上火。谢兰香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为了儿子撇下丈夫回到了家乡。接下来的日子平静无波，直到司机魏朝阳打算开启谢兰香的心扉，直到谢兰香听到丈夫电话里的靡靡之音……后续将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谢兰香继续留守家乡，那么她与赵有财的婚姻可能会出现问题;可是如果她选择回到城市继续打工，儿子赵艺的成长与学业同样面临着困境。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俞胜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以供读者去思考。作家通过谢兰香这一典型的农村妇女在儿子户口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困境中积极寻求出路，却仍面临着亲情与婚姻的两难选择，既反映了他对普通乡村人的关切与同情，又反映了他对身处困境下的农民工还要面临各种情感难题的担忧与痛惜。

当然，如上文这般真切的探讨并不只是出现在《谢兰香真能再去北京吗?》中，作家将其拓展到更广泛的层面上去表现。在《杏儿红了》中，大叔与二叔本是血脉至亲，性格却南辕北辙。大叔处处争强好胜，虚伪狡诈，爱耍官威，得志便猖狂;二叔则时刻保持本心，孝顺平和，一辈子守着他的说书技艺过日子。虽然常常处在大叔的威压之下，但二叔从心底里一直谦让大叔。直到大叔从股长的位置下退下来后回乡小住，大叔贬低二叔的说书技艺，说他是个“卖唱的”，二叔内心深处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为什么要怕你?’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在二叔的嘴里徘徊，它仿佛是一口堵在嗓子眼的痰，不吐不快，一旦吐出，二叔觉得无比的酣畅。”8简简单单一个“怕”字概括了亲兄弟俩多年来“强势与忍让”的不对等的相处方式以及潜在的矛盾冲突，也体现出这份大叔二叔间的“亲情”是扭曲的、失衡的。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家庭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亲人之间的情感出现裂痕，甚至异化，唯有当一切不公平消失并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时，大叔二叔的关系才能回到最初的少年时代，然而这又是几乎不可能的。细读俞胜的多数作品，可见其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论是周令申还是杨焕明，抑或是谢兰香、赵有财等等，“乡情”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显露与表达。一旦剥离其表层，其本质无一不是生存在都市里的“外乡人”(特别是乡村人)，为了心中的牵绊在社会底层挣扎，却仍要面临情感异化的潜在危机。

三、乡音与语言认同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看来，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而“象征”则是附着意义的事物、心理或是行为。“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9某种意义上，“乡音”便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存在或符号，它也是地域赋予“个人的语言”的身份象征，能够成为城市里“外乡人”相互间情感沟通的重要纽带，直抵他们心灵最深处的柔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构成一股柔软却惊人的精神力量。当然，“乡音”并非时时刻刻都能起到作用，这里援引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乡音”可以发挥着语言“筛子”的作用，“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10“乡音”功用的发挥同时还受到时空范围以及心理距离的限制，而这又涉及另一个美学命题———“距离产生美”，当距离适度时，“乡音”在异地他乡所能起到的作用往往是令人惊叹的，否则将大打折扣，有时甚至还起到相反的作用。如果时空距离与心理距离过于密切，人与人就意识不到共同的“乡音”所带来的正面意义，甚至会产生一种让人厌烦或嫌弃的情绪。这时“乡音”不仅没有发挥好黏合剂和情感纽带作用，反而致使一些人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杏儿红了》中的大叔不仅在外威风八面，而且在家也刻薄地对待二叔，对二叔进行言语和精神上的讽刺挖苦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常态和思维的惯性。当“我”妈妈建议二叔到她单位的文化艺术中心说评书时，大叔就嘲笑二叔的方言只有自己家人才能听懂，这些刻薄话虽有故意夸大的成分，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刻画了一些农村人进城以后扭曲的心灵。

城市，这一尽显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特定空间，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并成长于乡村的人而言，总有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愫和诱惑力。一方面，出于对都市文明、现代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期许，城市被视为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空间、另一种生活样态。尽管“城市梦”对每个乡村人来说，实现的过程既艰难又漫长，而且还千差万别，然而不论如何，“向城市进军”的乡村人可谓络绎不绝。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被赋予多重意义及功能的“城市”，却又在某些方面让乡村人变得尴尬和窘迫。城市与乡村这两个原来在物质、观念、精神等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较多隔阂、龃龉，即便经历了多年来渐进式交融发展却仍然存在弥合缓慢的“中间地带”。而伴随现代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融合会越发深入，那些当初的“隔阂”“龃龉”随之也会缩小，到时候“城”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因此缓和、消失，可是在此之前，这种矛盾与冲突却在所难免。在俞胜的多篇小说中，这种呈现于乡音之上的矛盾与冲突还起着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催化作用，揭示出当前城乡融合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乡之间因时空距离与心理距离的扩大造成了城市里的“外乡人”对“乡音”变得极为敏感。在小说《女孩儿吴小曼》中，北漂女孩吴小曼积极进入城市中生活，一些北京人却谨守自己大都市的“优越感”而拒绝她这个“外乡人”的亲近之意。显而易见，在京城打拼的吴小曼受到了排挤和隐形隔离。她自卑、伤心、迷茫，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自己说不好北京话，似乎只有如此，她才能说服自己接纳自己融入不了城市生活的现实。现实中遭受刺激的吴小曼在潜意识里慢慢形成了老家口音不如北京话的错觉，可是老乡施晓霞的一口安庆话却能瞬间起到抚慰她心灵的暖心作用，给予她精神的力量，“在这样的地方听着这样的乡音，几天来，吴小曼第一次笑出了声”。11我们不难发现，“乡音”作为故乡人的象征标识，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尤其是身在城里的“外乡人”灵魂的深处。俞胜以老乡施晓霞的安徽口音为突破口打开了吴小曼被压抑已久的心理防线和情感闸门。吴小曼毫无顾忌地向刚熟悉起来的老乡抱怨北京人的无情冷漠、精明世故。而“乡音”的作用似乎就是进行情感沟通，宣泄自己在异地他乡遭遇的不快和不满，强化了同为家乡人相互间内在的情感黏合力。

不言而喻，多年创作生涯练就而成的敏锐性与表现力，使俞胜总能恰如其分地把控住小说情节发展的节奏、环节和关键点。对于“乡音”———这个常常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的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他却发现了它的妙用;当然，它被歧视、被无视、被嫌弃的遭遇带有一种现实中的客观批判与理性审视的双重意义。这一方面反映出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人对“外乡人”的漠视、孤立与隔膜，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外乡人”的遭遇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和精神困境。某种意义上，通过“乡音”来维系情感和起凝聚作用所形成的故乡情在发挥自我保护和防御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家乡人”在异地他乡的另类形式的彼此孤立。不可否认的是，“乡音”为身处异地他乡的“外乡人”所带来的精神慰藉是不言自明的。这可能是都市“外乡人”无论遇到多大的排斥或歧视，仍旧“乡音无改”的根由吧。进一步地说，乡音不仅仅是乡情、乡愁的有效载体，更是个体身份在声音层面的一种认同。

结语

如果说乡愁是一壶酒，乡情是一首歌，那么乡音就是一番叮咛。跟大多数当年从乡村走向城市，而今又从城市回望乡村的作家一样，俞胜对乡土的真情书写是带有一种文化寻根和现代反思双重意味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12俞胜就是透过小说中各色人物的行为实践和命运遭际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给农村人，尤其那些身在城市里的“外乡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精神困惑。“在你的生命中保持警惕，了解和认识善的可能性，帮助它忍耐，给它空间。”13也就是说，作家在体察社会生活，揭露人性弊病，保持敏锐、警惕状态的同时，不应忽视人性善的一面，传播正面能量同样是一位有担当、有使命感的作家应尽之义务。透过乡愁、乡情及乡音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区域的“外乡人”身上的种种体现，反映出中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身份不平等、社会不公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除此以外，俞胜的小说让人印象深刻之处还在于，它并不是简单地被贴上冷幽默、内敛含蓄等标签所能概括形容的，而是在洞察社会的同时，让文字始终散发着理性与人性的光辉，他真实质朴的书写为共情提供了美好的土壤。需要强调的是，俞胜笔下的乡土世界，包含有对乡村人生活现状中有别于城市文明的那种落后、美好等境况的客观描述与书写。与此同时，俞胜还在童年回忆记述中大量融入个人的真情实感，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