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当代长篇小说的乡愁书写——以《蜉蝣》为例

日期：2023-07-14 07:21

“乡愁”这一文学母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张扬，乡愁叙事成为反思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经济、国防、科技等领域都取得惊人的成绩。人们在享受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也开始感受到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唯“利益”至上、崇尚金钱价值、等级观念严重、享乐主义盛行。文学是一种艺术提炼与情感深化的审美活动。结合个体经验与感受进行的个人化书写成为人们主要的精神追求，无法遏制的故土“城市化”，进一步引发了作家的创作冲动，“乡愁叙事”成为作家找寻的精神出口。

当记忆中热闹喧腾的家乡，变成眼前“空旷的街口、荒废的火车轨道”[1]1，现代性既是引发乡愁的原因，又是产生乡愁的结果，诚如作家王豫湘面对“马家大屋最高的那面马头墙轰然倒塌”[1]273，“马村最后一匹马倒下”[1]277，尤其是作为村民们精神寄托般的村口守山巨树被“拦腰砍断”[1]315……，一边在大城市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一边以“矛盾”“犹疑”的叙事态度，将现代化对故乡、家族的破坏贯穿于对乡愁的吟哦浅唱中。王豫湘在2021年6月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蜉蝣》，以“进退两难”的叙事特征抒发着作者心中别样的“乡愁”。

一、人物刻画独具匠心

（一）戏剧化的人物性格

小说以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的马村为时空背景，绘制了一幅小人物的生存图谱：比如立志“做一个正经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1]48，却在踏入社会第一步便被引入歧途的马车右，又如满身故事、执拗世故的族长马六爷，莽撞冲动、有情有义的赵宝刚，至情至性却香消玉殒的西女，圣洁纯粹、虽生犹死的玉子……

主人公马车右从出场到结尾，均充满了矛盾且颇具戏剧性色彩。马车右是十五岁的孤儿，居无定所，生活无依，脑海里反复浮现的是族长对自己已逝父亲的责骂与轻视。对“无用”的怒与恨，激起了马车右无穷尽的斗争欲；贫穷与饥饿，也助长了他的贪婪无情。现实生活步步紧逼，生存本能的驱使，欲望的不自觉扩张，马车右终于成为马村的“能人”——“敢想、敢做、手上有人，肚里有货”[1]268的“时代骄子”，却最终走向无助无奈的赎罪之旅。小说的结尾，马车右在埋满炸药的深井中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从选择“自绝于世”到“听天由命”的犹疑到强烈的“求生”欲念……，在与魔鬼、命运展开的对决与抗争中，马车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二）悲惨人生与人物的卑贱命运

苦难是《蜉蝣》中人物的日常。灾难、创伤，所有这些事实记忆融入马车右、马良坡、马善民等马村后生们的生命中。听闻父辈的苦难讲述、面对自己的苦难经历，种种事实的叠加，强化了马车右们情感的强度，创伤感油然而生。对苦难的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被赋予了人的情绪，变成了作家对人性与灵魂的拷问，所有的自然也就不再只是自然，而是关乎生命与伦常的法度。在当下这样一个利益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对苦难的书写、对人性的追寻、与命运的悲壮抗争，成为读者与作者对话、引起读者共鸣的艺术“桥梁”。小说写老曹死前的遗言“下辈子变猪变狗，不变人。人有思想，太苦”[1]165，写有个上名牌高校儿子的刘婶对下嫁船拐子的马车右母亲的“真羡慕”，写万物为之动容的美丽天使玉子魔怔、抑郁的一生……

悲惨的人物命运，卑贱的生存现实，在这些触目惊心的苦难面前，作家用心感受苦难背后的悲伤，倾听这种悲伤所发出的苦痛呻吟，用没有伪饰，拒绝花哨的写作表达质朴且纯粹的情感，思考苦难之于人与人性的意义。正是这种直面苦难的叙事，使得读者获得真切的痛感体验，让读者在作品中能看到作者这个人、感受到作者的温度，从而使作品获得对苦难不因时间流转、岁月更迭的持重书写。

（三）人名与书名有机统一，寓意深远

《诗经·国风·曹》：“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2]39蜉蝣，常用来比喻微小的生命，朝生夕死，生存期极短。在小说发生地，也是作家的故乡——耒水河畔，日落之时，常见成片死去的蜉蝣随风飘零，漂浮在河面。以“蜉蝣”作为这篇描写马村众生百态的小说的书名，作家的用意不言而喻。

小说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描绘、反映，也对人物性情、人类命运进行探索。一般来说，小说中的人物的命名，不仅要求思路正确，也要做到能准确反映人物形象、性格、命运。《蜉蝣》中的角色命名与质朴、富有“乡土气息”的文风一脉相承，伍乃子、马五斤等小说中的角色，在命名上不仅具有典型地域性，且基本依据主题、含义、谐音、特征来进行，角色自身性格命运多可在其名中得以反映，真可谓“人如其名”。

同时，小说中对细节处的巧妙处理，寄寓着淡淡的悲伤与不安，也可见出作家的写作“野心”。小说用2000余字描写了调皮捣蛋的小青年伍乃子的主要外貌特征、上学期间的“奇特”表现以及寡母不得不去学校求老师时语言、神态，“三寸树皮丁高、背驼得像铁圈似的母亲小黑点般从学校的大门口侧的小门滚了进去”[1]35。卑微的生活现实，悲剧式的人物命运，从人物出场便可预见。《蜉蝣》的作者王豫湘从细微处着墨，将人物的塑造与自身的性情融为一体。以写作的方式回望故乡，是作者记住乡愁的一种形式，也是铭记家族史，定位自身的一种方式。

二、淡淡的情感忧思与悲悯的精神内核

当文学创作普遍流于市场化，被“娱乐至上”价值观念裹挟，作家沉迷于对人与人性盲从、“跟风”等敷衍式“批量生产”，或为博读者眼球对欲望与人本身做极端呈现，不惜制造出各种俗不可耐的文化“快餐”。当前环境下，多数作家已偏离“创作初心”越来越远。谢有顺说，“文学自上个世纪出现‘向内转’之后，写作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可是，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郁和绝望，似乎也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3]54，与之相对的，一种充满理解之心、悲悯之情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少。对王豫湘来说，写作成为他现如今的生活与存在方式，“悲悯”既是他小说写作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他的写作心性与内在精神所在。在有着“悲悯”书写传统的文学中国，王豫湘以悲悯的情感与叙事品格讲述现代性与乡愁这对难题，完成了对乡土、家族的乡愁叙事。

（一）无处安放的“乡愁”

“乡愁与现代性”是一对既包含期待又具有反思特质的矛盾体，作者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几乎贯穿作品始终。作者对现代性的渴望，以及对由现代性带来的乡愁现实的反思：小说写族长马六爷六十晋一生日宴上，马五斤的心理活动“（马）善民不善……”[1]78，实则是对乡土礼俗陋习、宗族制度的家族批判。作者将乡愁情结蕴含在人物对前途的追求与迷茫中，写“大毒枭”费建业“传奇”的一生，写他回乡时的高调发达、隐藏的财富、“谜”一般的身份，也写他穷途末路之际念念不忘对族胞的牵挂与保护。其中既有作者不能与人言说的乡愁心境，孤灯下眺望明月的孤寂叹息，也有对人物艰难生存现实的隐忍悲伤。对故土家园的怀念、渴望归家的情绪以及人物身上日常性的人生困境，在对现代性与乡愁这一对矛盾体的书写中，作者将内在体验切身涌出的情感化作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大爱。

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学意义上的“家”与文学想象的“家”越发疏离。眷恋、回望、怀乡情绪交织：灰暗的童年，生活的虚无，马村的破败与灰暗，儿时生活的艰难，亲朋的贫穷与相继离去，底层人物命如草芥、如蜉蝣般的存在……。连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在《乡愁的背面是虚无》中面对已经工作了近30年的成都，也不免发出“我的人生是典型地浮游在缝隙之间”[4]2的慨叹！

（二）无家可归的“漂泊者”

作品中有家难回、无以为家，或者根本无家可归的“漂泊者”随处可见。与年长一代的马六爷、五奶、许现成们不同，被称为“现代人”的赖小毛、马车右们根本无法“归家”，也无处“寻根”，于他们而言，只有“寄居之所”，“永远漂泊在路上”贯穿他们整个精神生命。即便如马效军、马重武等有着血缘亲情的马家兄弟，在现实利益与诱惑面前，血缘显得格外脆弱，亲情也变得麻木被动，血亲不亲、“心如死灰”。乡愁，成为一次又一次寻根之“旅”，徒留同一旅游目的地简单重复后的“身心俱疲”。经年累月的困苦，对血缘、亲情、信仰的漠视，对传统的脱离与反叛，马村后生们日渐成为素面冷心的“太空人”，漂浮在无限自由的功能化的虚空，“漂泊”成为常态。漂浮、虚妄的现实，让人越发生出感念、重温或回忆过去时代的乡愁。现代性与欲望，严重干扰了马车右们的生活，甚至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欲望之后恐惧与不安接踵而至。作者以人物“漂泊”的“日常”反思现代性与现代乡愁的冲突，表达永恒的乡愁。

细读文本，可隐约品读出小说蕴含的温柔而沉郁的情感底色。回忆中咬牙切齿的恨、内心世界满溢的愤懑甚至无处宣泄的咆哮与怒吼等人物情绪的表达，离奇的身世与不可避免的死亡、消失结局，作者于窃窃私语中以“挽歌”唱尽那段动荡的岁月。马车右一生对父辈念念不忘，命悬一线时在漆黑的深井大喊“父亲”，哭诉自己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争气”“体面”。赵宝刚面对马车右赎罪式“自杀”失声恸哭。作者以浓厚的乡愁解构暴力美学，沉郁又不失温柔，悲伤而不绝望。

三、恰到好处的“闲笔”运用

（一）舒缓的节奏

小说写俗世人生，写人间百态，写热闹也写寂寥、虚无。湍急的小溪总显得喧闹，宽阔的大海反而平静。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湍急喧闹的急流，也有舒缓平稳的缓流。中国传统叙事自古注重闲笔的运用，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蜉蝣》一开始的那首《致父亲》的诗，马五斤的歌唱、哭腔，典型的马村妇人用的大脚盆，马村三怪……，这些适时出现的富于地域特色的风景描写都是对叙事节奏的适度调节。

（二）写作耐心

小说叙事有张有弛，从容淡定。在小说主线之一的马车右与西女的情感纠葛、与玉子的爱情故事的叙述中，作者并不急于把结果告诉读者，而是引导读者留意周围的一切，留意马车右与西女一生仅有的两次相逢，写人物细腻的内心活动，写西女与马车右简短的对话，写戏剧性的相遇，写玉子临走前的留信。不急于求成、重视针脚绵密的写作耐心，奠定了小说的叙事格局。作者对跨度近三十年的历史书写能如此从容大气，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同时，闲笔的适度运用也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三）写作定力

小说多处展示出作者非同一般的写作“定力”，比如写费建业姐弟俩决定爬小火车去县城看电影，寥寥数笔，一幅惆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小说的情绪苍凉而感伤，可见，在作者笔下，有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我们能在小说中，看到树木的颜色，感受到风的肆虐，听到风笛声般小火车的轰鸣，触摸到灯光的低爬与张牙舞爪，甚至尝到人物命运悲苦的味道。感觉的活跃，感官的解放，传神的细节，均可见出作者的写作定力。

当然，小说中对“闲笔”恰到好处地拿捏与运用背后，其实关乎着作者的胸襟和感受力。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特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如果说情感基调是小说写作的“精神内核”，那么，闲笔便可视作小说创作的“物质外壳”，作者对中国小说传统叙事艺术的天生敏锐度与感受力，使《蜉蝣》获得一种叙事张力，悲悯情怀融入其间。

四、对长篇小说《蜉蝣》乡愁书写的建议

一是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重视有难度的写作。当前的小说创作，尤其需要重视对写作难度的坚守。“难度”意味着作家必须对艺术世界有独特的发现，对内心世界有崭新的认识。小说写作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完成一个故事的讲述，它需要倾注一种叙事精神，还需要探索幽深、复杂的人性，书写广大的世道人心，从而为当下的生存境遇作证。文学是对生命的追问、求证，重视写作难度是作者对存在的发现，对世事的洞察，对人性的创见，对叙事的探索。

二是进一步扩展写作经验的边界。写作要从贴有个人标签的经验丛林中勇敢走出来，过于依赖“个人经验”，仅靠有限的个人记忆、个人“秘史”的写作，而不去正面触及现实生活中人的存在境遇与苦痛经历，很难写出“小我”之外更宽广的世道人心。可以说，当下的小说创作，“怎么写”与“写什么”显得同等重要。《蜉蝣》倾注着作者对写作的热爱与乡愁的牵绊，作为首批下海经商者，若想将远离多年的乡村生活写得逼真、贴切，仍需下苦功去观察、思考。对马车右、费建业等角色的塑造，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与命运走向，还得做进一步研究，学习长篇经典的创作手法，拓展个体写作的“经验”与边界，从而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建构宽厚、深广的“文学王国”。

三是要在“信”字上下功夫，讲究叙事的说服力。无“信”则不“立”，好小说最要紧的是一个“信”字。选材、写作经验之后，选择一种怎样的叙事手法，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阅读盟约”，更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底。《蜉蝣》在大架构上很有想法，宛若一棵“人物树”架构全篇，但如何表现这棵树的根深叶茂，仍需在叙事细节上下功夫。要尽量避免叙事推进的漏洞导致的说服力缺乏，比如：语言的情境不符，情节的逻辑不对，人物性格前后矛盾或者人物命运走向出现断裂等这些细节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整个长篇小说大厦的坍塌。著名作家王安忆非常重视细节针脚的绵密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哪怕是虚构的人物，也应该尽量写实，要在细节上“下功夫”，比如谈到关于人物的“生计”的问题，即小说中的人物是靠什么生活的，作家要在文本中将人物的生计问题合理地向读者解释清楚。说服读者，让读者相信，这也恰恰是关乎“信”的思考。小说的真实是在叙事中一点点地建立起来的，忽视细节、语言粗糙，都是叙事根基不牢的表现，最终导致叙事说服力的丧失，而没有说服力，也就无法唤起读者对小说的基本信任。

五、永恒的乡愁与现代性“挽歌”

乡愁是自然世界与社会、情感世界相互融合产生的一种情怀，是永恒的精神召唤，是现代社会人们念兹在兹、割舍不断的精神家园，更是现代人重要的情感支撑与精神慰藉，乡愁的背面的“虚无”，反映了虚幻缥缈的生存现实。

“挽歌”，既是哀叹故人旧事的文辞，又是对蜉蝣般生命的哀悼。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将挽歌与恐惧相连，在带有怀念、追忆与恐惧、叹息的哀悼中，凝结着作者深沉的忧思：面对族群灵魂式人物的无疾而终、马家大屋的倒塌，个体生命存在的卑微境地，“时”“空”“人”三者共同的“苍白”“荒芜”结局，精神家园如何守护？现代性危机下，如何看待小人物的价值性生存，以及时代的生存论意义？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蜉蝣》更像是作者对时代生活之根本缺失的沉思与呼喊。

“挽歌”在现代术语中，又指一个能与团队配合、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战士（《变形金刚》战士挽歌）。冠以“挽歌”之名，寓意《蜉蝣》作者对家族永恒的牵挂，永不消逝的叙事动力以及越战越勇的创作热情，更是对“自由撰稿人”王豫湘的创作期待——站在耒水前书写乡愁、重拾中国文化，走出一条更宽阔的写作之路，一条有尊重、理解、情义和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