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

日期：2023-07-13 09:38

学界对于鲁迅小说的既往研究，或从历史与文学角度考察“狂人”身份下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困境，分析中国历史“吃人”的深层精神表现；或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阿Q与“故事的新编”；或分析故事新编在历史文学类型学上的拓展意义等。但鲁迅小说与小说史中的文史互动内容却未被高度重视和深入分析。就鲁迅小说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一些成果主要采用进化史观加以把握，其缺点在于并未明白指出作品中还包孕着作者其他的研究视角，以及这些视角与鲁迅小说创作之间的复杂联系。也有学者从整体上对鲁迅的历史观进行分析的，多涉及鲁迅与新世纪文学的联系，但并未较多涉及小说与小说史的文史互动。本文拟在文史互见的场域中，重新厘定鲁迅小说创作与小说史研究的视角，并从鲁迅所处时代与地域等方面分析原因。

一、文史互见

历史即过去，分布在时间数轴上现在时原点的左侧。抛却平行时空，事情的时间地点、起因经过有且只有一种，它们无疑走向过去状态。所谓文学，其逾越时空边界，串联古今中外，经常有多种可能性。追根溯源到人类物种的童年时代，远古初民认知和行动的局限性迫使他们无比敬畏天地神鬼，故战争、灾祸和收成等国计民生凡事过问。矗立天地之间，掌握巫术礼仪的巫祝人员借助歌舞等形式沟通人神鬼三方。随着部落军事首领建立国家机器，巫师离析出敬神的浪漫想象行为，转为事君的专职史官，记述帝王将相家的“二十四史”，与民间野史杂陈对照。文学同样以事实的历史作为底色世界，源于历史事实又高于历史事实，或虚构或纪实地传达一种关于某意识形态下生命和存在的可能性。文学还具有相对独立性，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代也可以创造辉煌的文学遗产。本文的文学与历史概念是就语言书写符号系统而言的，文学叙述与历史记录都采取文字记载的手段，从而共同处在一种权力互动的场域中，呈现出“历史文学化”与“文学历史化”的双向运作态势。

（一）“历史文学化”

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正向互动使“历史文学化”的维度得以形成，文学得以从历史中萌生。从《艺文类聚》卷一收录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中，我们不难觉察出文学叙述最初萌生于历史记录的现象。这则神话不仅是祖先眼中“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隐匿着文学叙述的存在。不同于西方神话中上帝创世纪的故事，华夏民族书写了混沌如何开辟成天地的历史场景。在这样一场空间、时间和形式的获形过程中，宇宙的开端“是‘开端’本身的开端，它并不相对于结束而存在，倒是相对于‘无始’‘无端’而生成”，之后继续发展成人类社会。[1]6在历史记载宇宙生成过程的同时，文学叙述也得以产生。

（二）“文学历史化”

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逆向互动产生“文学历史化”的维度，文学珍珠经由历史穿针引线，具有了历时价值。沿着上述神话故事深究，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怎样一个给定的宇宙空间中农耕劳作、自给自足，一旦与自然冲突或者天降灾害，不论怎么沟通天地鬼神，也很难保障物质生产资料的供应，故道家的“虚静和无为”和儒家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提倡和谐顺应的应对智慧。不仅空间永恒封闭，时间也在四季循环中永恒封闭，唯独个体生命去而不返的反封闭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发了心灵的恐惧和无力。于是人类从结绳记事到立言立说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时空永恒对比伤怀个体生命短暂，嫁接文字语言成为文学与历史叙述。

（三）文史互见的场域

上述两个维度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叙述效果。“文学历史化”主要体现在：历史借助语言文字外壳，除了记言记事，还可以记述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史官从巫师中分化出来后，素有“实录”精神，《春秋》和《左传》在开端已经造好的基础上无限地积成宏阔意义。既然人有历史，相应地，人的文学活动亦可以编成文学史，好比“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等；或者某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史，比如“诗史”“词史”和“戏曲史”等。

“历史文学化”主要体现在：文学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进行描画。巫师中分离出来的虚构想象元素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地处云梦大泽的湘楚文化中，由屈原和宋玉等缔造成浪漫主义的“楚辞”，凝结心绪。相对于史家叙事的普遍策略，文学叙述有了不同发展：一则有尊重历史事实衍生出来的如三国故事、《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等系列；二则有超越此岸世界的生死界线来到彼岸世界的《精卫填海》《牡丹亭》《红楼梦》等；又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等作品则提取历史事件的骨架；同理，田汉的《关汉卿》等作品以古言今，讲究斗争与奉献精神。当然历史往往进入不同的文学体裁，譬如改编自历史的历史小说、咏史怀古诗和历史原型剧等。

在“文学历史化”的“文学史”中，文学活动现象如何流变得到了较为真实的管控。“历史文学化”却可以添加艺术魅力，历史在文学世界中合情合理重生。司马迁为刘邦作传时，吸取了历史现实主义与文学浪漫主义的营养。有一位长者名叫郦食其，因仰慕刘邦前去拜见，时值沛公散漫坐在床上，旁边还有两名奴仆在给他洗脚，郦食其嫌弃沛公无礼，作了长揖便罢。这些过于细致的刻画很明显带有虚构想象的成分。一句话，文学与历史之间通过互动产生张力，故将文学与历史放在一个动态的整体区域中去考察二者相互作用的状况才有意义。

二、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历史文学化”

中国传统的“家天下”时代经过数次置换过后，帝国主义借助坚船利炮轰炸开了清廷国门，由盘古开辟出的天地空间七分八裂，我国在纷至沓来的条约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他者”的侵略强迫中国转型发展。原本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士子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召唤下纷纷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向回思接千载，向前“开眼看世界”，反思步伐加快。早有学者指出，我国魏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用“新史学”思想来看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后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传入，它们一直以来都指导我国的历史写作和文学史写作……[2]547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小说创作承担“历史文学化”的职能，从黑暗的“吃人”视角抽离出历史整体内核的同时，也从“油滑”的讽刺视角蒸馏出历史的现实功用。

（一）黑暗的“吃人”视角

《狂人日记》对历史进行高度萃取，得出“吃人”二字，以“狂人”的立场读历史，发出礼教吃人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喊。首先，“狂人”精神敏感，在很好的月光下，害怕赵家的狗紧盯着瞅；阴天的夜晚，赵贵翁乃至七嘴八舌的小孩子也是其害怕对象。他的精神也是浮想拼贴的，睡不着时，想到打儿子的女人，还想到狼子村佃户村里把坏人剖肠开肚的事，进而联想到古代也常吃人。狂人病症加重，陈老五早上送来的蒸鱼也不敢吃，因为分不清是鱼是人；大哥请了一个老头子诊脉，反而觉得他跟大哥合伙吃人，又联想到古代易子而食抵抗饥饿的事，拉着一个生人谈论吃人，讨论“从来如此，便对么”[3]286的合法性。作者借助狂人之口说出历史表面写着仁礼德行，其实背地里扼杀人性；野蛮的人若要好，则成为真人，再也不吃人；若不要好，依然像野兽一样吃人，比如易牙蒸儿子给纣吃、徐锡林被挖心肝和城里犯人的血被别人拿去浸了馒头治痨病等。狂人劝大哥要改正，大哥只是赶走门外的人，最后想起妹妹死掉的缘故可能也在大哥，可怕的是母亲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自己又何尝不会在大哥做的饭食中误食了妹妹的几片肉。在历史流水线生产出的吃人日历中，每人既吃人又被人吃，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需要拯救。有学者说，鲁迅是一位独立于所有外在思潮的作家，其思想之深刻深沉，并不能用时人的思想范畴去套现，不过他虽然挺身而出为五四代言人，仍有所缺憾地只从反对落后传统以提倡新道德价值的维度来批判社会。[4]其实，放在文史互见的环境中，作品实际是鲁迅对于历史的文学性、整体性、抽象性把握。所以还有学者为历史添加现代化的因子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是孤立的觉醒者不为大众理解；第二，大众在精神层面存在阻碍现代化的推行”。[5]

《阿Q正传》在历史“吃人”的幕布里，着重表演主体的精神残缺：阿Q头上的“癞疮疤”是忌讳，有人说了与“癞疮疤”音同音近的字，他就发怒，碰到木讷的开口骂，力气小的动手打，打不过的只好怒目而视。被别人打了心里想着这是儿子打老子，受到侮辱反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3]366押排宝获胜后钱被偷人被打，自己再打自己，这相当于打了别人；比赛捉虱子惨败，挑衅王胡挨揍，却转去欺负小尼姑；手上残留的小尼姑的脂粉，使他想要找女人。调戏吴妈后，被赵家搜刮钱财，堵住谋生门路，打骂抢他生意的小D，去尼姑庵偷萝卜，外出谋生回来时做起了最胆小的小偷，因为人们怕革命所以他闹革命，谋划着杀人放火，却依旧在封建剥削的桎梏里打转。西方的文化诗学认为：文学包含在历史里，共同形成互相作用的政治权力的居所，譬如格林布拉特主张极具主体性的自我造型，作家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力，把内在自我隐藏在社会统治权力的话语规范体系和人们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完成彻底叛逆和反抗。这种反叛生成的惯常手段就是：开始时表面顺从柔和地进行抑制，结尾借毁灭自我命运来推翻抑制。[6]400“鲁迅笔下的阿Q为争得自尊创造了无往不胜的精神胜利法，却不过是掩盖内心麻木的外衣……对颠覆力量的抑制是使文学人物对自身关于真理和现实的感觉的一种服从……表现为阿Q的奴性和对死亡的麻木，以及其死亡的必然”。[7]如此麻木不仁的灵魂贯穿其日常生活、恋爱悲剧、革命经历和枪毙结局，看他游街的众人除了为他临死前没唱戏而感到可笑外，丝毫没有革命意识。革命的作用好像只在剪掉辫子，侧面折射出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失败。文学与历史的张力场中融入政治元素，难以连根拔起的黑暗吃人历史得到集中隐喻。

（二）“油滑”的讽刺视角

鲁迅本人就已经把作品定位到了“油滑”的方向，《阿Q正传》开头的序言部分也较“油滑”，在无比戏谑地颠覆了古代正史传统中各种传的体式后，才分析道因为这是一篇小说，故取讲小说者“闲话休提，言归正传”的话术入题。作品的幽默情绪多于讽刺意味，大概因为其发表在报纸的“开心话”栏目。最明显的非《故事新编》莫属，它早已跳出了一般小说文体的藩篱，“在作品中不拘一格地借鉴传统和现代的一切艺术手法，并将它们熔于一炉，造成了一种异于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新类型……”[8]

首先来看《故事新编》中两则搭旧台唱新戏的神话传说。在《补天》中，对女娲而言，人不过是上神睡醒无聊时造出来的“小东西”，他们惹出的麻烦捅破了天。由于补天劳累过度，女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对人而言，她的价值仅仅在于，死后的尸体变成禁军安营扎寨的膏腴之地，双方的付出是不对等的，该文更重要的是通过“小丈夫”讽刺道学家极尽伪善之事。《奔月》将射日英雄后羿推移向另外的时空，天空剩一个太阳后他的生存境况不很景气，除了他的妻子嫦娥扔下“乌鸦炸酱面”去偷食“不老药”飞升成仙以外，还遭到徒弟的背叛；他的功劳也不足以让老婆婆都知晓他。其旨在于借助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来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阻碍革命者，表达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黑暗腐朽作风的愤懑和讽刺。鲁迅的《采薇》并不是赞颂伯夷和叔齐的气节，故事一开场就安排在了周武王的养老堂，比起商朝事变，好像每天送来吃的饼大饼小更有吸引力。两个老头认为破商不仁不义，所以周的饭食和物品都不能再度使用下去而出走华山，中途他们因朝廷“归马于华山之阳”而心有忐忑，继续走下去竟遇到强盗小穷奇，小穷奇本是上古凶兽，结果在这里被审美化为强盗恶贼，作者借其口调侃孔子儒学称自己是“小人”，对方作为“大老”必须留下纪念品，结果“恭行天搜”后骂他们穷光蛋。二人转道首阳山采食薇菜，村民成为“看客”来围观他们，其中的文化人小丙君想要以诗会友，他府上的丫鬟阿金姐却拿霹雳话砸向伯夷和叔齐，即普天之下都是王的土地，这菜应该也不能吃。下定决心饿着肚子后，老天爷让母鹿去喂食鹿乳，结果二人起了贪念想开荤，灵性十足的鹿也抛弃了他们，最终只能活活饿死。《出关》嘲讽老子的“无为”是真的不能“有为”；《起死》篇讥嘲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的观念不是救世之法；《非攻》哀讽墨子作为挽救宋国的无名英雄，却遭到粗鲁对待。诸子百家何为现世救赎，很难有答案。《理水》中论及大禹究竟有无，虫者人者，讽刺学者研究时太过木讷，失去了理论和现实意义；《铸剑》用莫邪铸剑的原型哀讽革命者报仇的无意义，眉间尺、黑衣人和国王的头颅同归于尽，最终分不清尸骨只能葬在一起。百姓只不过是凑过来看热闹，不免让人寒心绝望。

传统意义上，上述主角都是数一数二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财富存在的：“均是以某一文明的精神开创者进入史传的；但起源的精神一经进入传统文明和世俗社会，就如鲁迅所说‘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最终难逃末日的命运……”[9]这就可以看出鲁迅没有选择按照历史本身来讲故事，没有对历史进行复制摹写，而是进入到历史的精神实质中去，进行浪漫想象再创造：古与今互相穿插，历史变成了折射现实的棱镜。这面镜子没有被时空冲刷褪色，反而不得不让本质真实愈加清楚。过去成为现实之暗喻，时间在线性前进中常常会在同一本质的驱动下演绎重复场景。

三、鲁迅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学历史化”

鲁迅作为学者在二十年代执教期间的讲义（1920年以文言写就的，作为小说史研究作品的《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以现代白话写成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及1926-1927年作为汉代文学史研究的文言文《汉文学史纲要》等）诠释了“文学历史化”的精髓，即在于进化视角、批判视角和比较视角。同样的史实，这里的历史话语比起小说中的历史叙述除了有文白区别，则去除虚构力求准确。

（一）进化视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提到：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辙告诉我们，自上古到现代，任何国度的历史都曲折向前，呈现进化状态，古中国也不例外。当然，在它进化的同时，有意无意地伴生着两种比较显著的状态，其一表现为新历史取代旧历史后，旧历史还会死灰复燃，循环反复再现；其二表现为新历史与旧历史之间共存共生，相互羼杂。这是一段缓慢行进的时间进程，少则几年，多则几百年。[10]98这样一来，相应地，小说作为历史风云间的一部分，自然遵循该规律，各种类型之间既会有反复的问题，也会有羼杂的问题。最早采用“小说”这种说法的是庄周，他认为这无非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用来争鸣论辩的杂言碎语；汉代人也有“小说”这样的说法，百姓在街上谈论民情是非，由发挥小说家功能的稗官当作风俗采集给君主。而文艺发端于神话，附着人性变成传说；传说若是雅正而为史，否则为小说。小说比诗歌产生晚，原始居民在进行体力劳动和祭祀活动时，于精神方面兴起创作诗歌的需求；在休息和闲暇的时段则选择消遣故事，形成小说。

根据《中国小说史略》，纵观古往今来历史学家对小说的著录，首先不容忽视的是《汉书·艺文志》，它记载了小说著作的目录；后宋代六一居士把晋到隋唐时的一些小说也加在其中；再有明朝时，其被胡应麟校改为六类，具体而言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和箴规；随后纪晓岚领导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新创了杂事、异闻和琐语的小说具类。[11]151-157然而，这些行为终究没有质的改变和超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和志怪小说，流转为唐传奇、宋“说话”，再到明清小说达到古典顶峰，这是种线性的进化。聚焦于某一题材扩充的，比如有自金人董解元以来到元朝的“王西厢”，它们以元稹本为底本，将结局改为大团圆的丰富立体的进化等。而“反复”和“羼杂”的问题，管中窥豹，宋代的话本小说换成了宋元时期的拟话本小说；明代有沿袭宋朝人写市人小说的；清代还有抄仿唐乃至唐以前的小说类型的。正所谓：“鲁迅的小说史观，很难用进化退化或循环等任何一种文学史观念加以概括”。[12]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说后来大多数作品的艺术和思想价值大不如前，现象倒退的背后依然是进步向前的视角。

（二）批判视角

面对庞杂史料，在进化视角的催化下，鲁迅在进行小说史研究时首先选择了判定小说真假的角度。按照《中国小说史略》的观点，现存汉代小说都是魏晋以来的文人方士托名伪作的。读书人机智，出于著书扬道的想法出此下策。方士机灵，出于传播术法的需要将其套现在古籍中。假借东方曼倩，可以看到有高仿之作《神异经》，以及记载刘彻闻道西王母的《十洲记》；托于班固的，集中讲述武帝自出生到驾崩的故事。至于郭宪和刘歆的作品，现今确已证明均为六朝人所作。此外还有《神仙传》和《列仙传》，时人都是当作真实新闻来看的，并不看作文学虚构。[11]172鲁迅又选择了国民性批判的尺度，譬如关于《西厢记》的完满结局现象，按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探析，这恰是因为在心理上，中国人一贯喜欢团圆景象，所以为了迎合观众，结局注定走向该路。残酷的现实面前，国人虽然通晓事理，却保持沉默，只因爆发意味着麻烦的降临，只好在虚构的理想世界里化缺憾为圆满，自欺欺人大概是国民通病。[10]113鲁迅还评价了符合文艺规律的小说类型，他认为传奇小说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灭亡，因为传奇小说里写的是时事，宋人却在传奇里写古事训诫，从此把文艺的训诫功能片面放大。[10]115第四，鲁迅也效仿古代评论家欣赏作品，《中国小说史略》写到吴敬梓最出名的那部讽刺小说时如是说：它是最好的中国古代小说，婉转隐微而变化有趣，之后清代的谴责小说往往稀释了文学价值感。[11]366-373

（三）比较视角

对小说进化演进和批判表达的结果是比较出了不同，比较视角也是鲁迅小说史研究中的独特部分。按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中国人崇奉鬼神的存在，加上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六朝及之前的小说大概类同于今天的新闻报道，作者和读者都是当作真事的。[10]104-109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它的地位不比诗文。到了唐代，小说篇幅更长，语言不再简古，而且故事曲折，开始有意识地写作小说。只是刚开始，写古文者瞧不起这种文章，是故贬称“传奇”；开元、天宝年以来，国民经济攀升，盛唐气象笼罩下的长安城，聚满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考试之前，学子多捧着佳作拜谒朝中重臣，若得到青睐，基本可在京城扎稳脚跟。他们在作品中多放录诗歌，流行过后也有展示小说的，且流行开来，渐成风气。《汉文学史纲要》也集中体现了比较视角。其总共十篇，篇目标题除了对举，譬如“《书》与《诗》”和“老庄”等，1内部也有复杂的表述，比如在老庄一节中，涉及老孔墨孟和杨朱等人的籍贯、思想和著作比较。

鲁迅于1918到1920年间写下的作品在1923年集成《呐喊》出版。这表征着在阿Q式生存困境的威胁下，历史需要却不能仅仅停留在狂人般的觉醒程度上。1920年到1923年，鲁迅用来写小说史著作，作为授课讲义中的历史是严肃的。他1924年写的《彷徨》中的作品于1926年出版，表明五四落潮后作者找不到革命前进的道路。鲁迅在1922年到1935年间写作《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作为逸史与正史构成冲突，明显是以古喻今。他1927年移居上海，1936年逝世，期间趋于写作杂文，拿起“匕首”和“投枪”光明正大地对准现实。鲁迅对作为文学之一种类型的小说投以历史的眼光和严肃的姿态进行客观公正的溯源探究，运用进化视角、批判视角和比较视角构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历时演进过程，展示了不同于小说世界的历史景观。

之所以历史与文学两个方向彼此冲突构成张力，是因为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塑造和个人的因缘际遇。杰姆逊提出对作品进行“辩证的批评”,丹纳亦表明“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13]264其中人的种族序列不会更正，变数大的应该归因于时代和环境。这些社会批评理论为我们进入作品撑起了重要支点。

丹纳认为时代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它们共同形成对应的“精神的气候”。根据陶白的观点：“旧中国的历史……在鲁迅看来，是压迫与被压迫，奴隶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一部流血史……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与修补了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14]老舍的《茶馆》通过倾诉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达到葬送三个断代的旧社会，认可新社会的创作目的。鲁迅与老舍等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后投身于外国先进的思想潮流中，五四以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前仆后继，游荡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笔下危机四伏的社会，不仅展现了旧中国的末日景致，也昭示了中华民族在通往现代社会过程中所承受的坎坷而痛苦的命运。

丹纳指涉的环境可区分为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两类。前者侧重于种族生存的地理状况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后者侧重于社会风俗习惯等因素。作为地道的浙江绍兴会稽人，鲁迅受到南方水土的养育。南方低山环绕，遍布着江河湖海，再者气候湿润，多云多雨，蒙蒙雾气笼罩着大地，最易引发遐想，恍若进入鬼神世界。正如屈原受楚地文化影响通天问道，司马相如接受蜀地文化善著汉赋。鲁迅精通儒道学理，熟读经史子集，对《山海经》和《史记》等书给予较高评价，不免学习其浪漫想象，在文学创作和小说研究方面有所青睐。

不容忽视的是鲁迅经过人生大起大落后自身的价值取向因素。他由童年饱读诗书的“大少爷”转变为受尽世态炎凉的“典当儿”，十八岁时，决心走向家乡以外的异地，看异域的风景。从读近代学堂到留学日本，期间弃医从文，欲拯救国民性。归国后，辗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四地，那小说中被放逐的绝望，散文中被拾捡的回忆，以及杂文中被确定的希望，都接连浮出地表。鲁迅般的战士们用民族脊梁撑起了历史的天空。

结语

文学与历史的概念错综复杂，但其作为叙述话语时互相作用的关系却是清晰的。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将历史化入文学从而建构起历史的整体框架，对“吃人”进行或严肃或油滑的批判性叙述，体现出作家的创作灵性。鲁迅在进行小说史研究时，将中国古代小说纳入历史轨道却并非线性的进化，体现出学者的研究智性。从主客观两方面追究原因终在于其为人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