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写作者的位置

日期：2023-07-12 11:40

一个作者站在现实的土地上，他的作品可以关注现实，也可以眺望历史，不论侧重于哪一个方向，都必然加进自己的思考，加进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介入。这是我近年来在创作活动中始终思考的，我始终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寻找自己作为作者的位置。我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生应该有所思考，不论是辨析、评判，或是质疑，只有那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我的文本存在的意义。

我前几年发表在《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布达佩斯奇遇》，讲述了2016年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旅游地遭遇的一个故事。那年我去了几个欧洲国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就在我准备搭火车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奥地利的那个早上，我在布达佩斯火车站遭遇了从中东涌入欧洲的难民潮。布达佩斯是进入欧洲各国的第一个关卡，在火车站受阻，不能继续前往柏林的难民滞留在火车站，阻碍了火车的正常驶发。当我看见纷乱的人群中一个神态安详的母亲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精彩的故事便在我心中种下了种子。

几天下来与难民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每天在酒店电视新闻中看见的一波接一波来自边境的报道更为具体化了。电视屏幕中的难民与边防警察的冲突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一个个形象都会与我交谈过的难民直接发生对接，我从新闻报道和相关资料中对他们逃难的路径和离开故国前的生活与经历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况且，布达佩斯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城市，河西岸的布达，河东岸的佩斯，两个城市组成了布达佩斯。尤其是在二战时期，当苏军和德军最后决战时，多瑙河上的所有桥梁全部被德军炸毁，为的是阻止苏军跨越多瑙河，攻占德军占领的布达。走在这座历史古城，在我的脑海中历史与现实，新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更有兴味的是以前读过的一些欧洲文学作品也一起从记忆深处涌了出来。伏尔泰的《憨第德》中的老实人憨第德，被逐出皇宫后，一路上经历了多少苦难。可是他的老师还是一直对他灌输说：世界上的事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可是在我的小说中，在女记者与女儿的对话中却形成了共识：所谓的一切存在的都是最合理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不合理。不论从布达佩斯这座城市所展示给你的历史记忆，还是女记者亲眼目睹的此情此景。

在这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我所力求克服的自我经历局限，是通过以往阅读积累和现实生活经历，加上新闻人的职业训练相加所得。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在生活中所窥见的现实场景促发了我的文学想象，有一个核心的细节支撑着整部作品：最后母亲坚持把七岁的儿子交给陌生人，让他们长途步行带他到柏林去。这既是一种可能导致母子永不相见的人生赌博，也是在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遇到的最大挑战面前，一个母亲所能做的最好选择。这篇作品发表后已是我去布达佩斯的两年后，可是依然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作品经《北京文学》在好小说栏目推出后，《小说月报》《长江文艺》都先后转载。

2022年5月我和几位作家朋友又一起去了西班牙等几个欧洲国家，我们走过的十座大大小小的城市展现了一片回归正常生活的荣景。特别是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又正遇到每年一度的宗教节日，市民们举家外出，在公园里集会庆祝，举行盛大的美食节，载歌载舞，完全把疫情留下的伤痛远远地甩在身后。这些场景让我，一个来自美国，在疫情中有超过百万病亡的地区的游客百感交集。而这两次欧洲之行都是在历史的一个关节点。前一次是即将改变欧洲命运的难民潮初起时；这一次是疫情肆虐后，欧洲大陆上一场世纪大战正在进行时。所有我所亲眼见到的人们真实的生活特别具有某种指标的意义。人民渴望健康自由的生活，而疫情尽管史无前例地对人的生命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伤害，但是人们依然保持了勇敢向前的精神。回想起来，这也是我在疫情之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海外作家永远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用自己的脚步去体验世界上各种族裔人们的喜怒哀乐始终是我对自己创作的勉励。

回看自己近年来的写作，面对现实所写的小说和散文都离不开疫情下的生离死别。而我更多的精力是在完成一个关于“父辈历史——左翼文坛前辈”的非虚构写作。近年来我寻访了东京、上海、重庆、香港等地的一些父亲生活、求学和工作过地方，读了许多与他紧密相连的同时代作家的回忆录，从中了解到了前辈们所经历的往事。如今他们已经远离我们，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后代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仍然那么有个性地活着，仍然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坚韧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这些故事感动了我，并始终在我的脑际闪现，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似乎成为我生命的救赎。从三十年代到建国前，我的父亲叶以群和丁玲、胡风、萧红等一系列前辈作家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个中国。我的这个系列的创作，是从阅读史料开始，然后实地探访，创作中遭遇到不少挫折，但是依然乐在其中。这个非虚构作品已经完成，并陆续开始在《花城》《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不过完成了这个题材的非虚构写作以后，我忽然觉得意犹未尽，自己心中想做的表达说得还不尽兴。于是我又开始了与此相关的小说创作。我的笔和思绪，越来越多的随着自己的足迹进入到一些曾经陌生的区域，那些故事有些是我不曾经历的，或是我读到了，想象出来的。而在想象之中，有些是那样的，而更多的是我以为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我对于自己在作品中所描绘的故事的文学想象。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认为：“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创作对于作家来说，不仅仅是对外界的关照，而且是一种自身的内省，只有当来自外界的信息投射在心灵中那面具备独特视角的镜子中，才能反射出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性。那是一个“他的世界”，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作者必须尊重历史材料的真实性，作者畅游于历史材料之中，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去发现历史的真相。但是这种真相经过作者的眼睛，和他的选择进行了重构，他的选择会有所侧重，他构筑的历史真相受到他个性、经历、知识素养的局限。

即便如此，这种颇为被动的对于材料和素材的选择和重构仍然和自由的小说创作有距离。所以我在完成了非虚构写作之后，仍然渴望用小说的虚构手法畅快地进行一次属于自己的文学行走。我会把我对于事件的理解，对于人物的爱憎，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进行创造，去构筑一个我所认为的真实世界。历史的人物和现实中的我应该始终是站在对话的位置，我非常渴望这种对话，非常渴望以我的文学想象把原先并不完整的残缺的一幅图画勾勒出来。

我非常赞同的一种表述：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不仅仅是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而应该是作者想象中的，经过他创造的独特世界，这个独特的世界是与众不同的，这才是真正属于作家的文学世界。而小说家最具价值的功能，就是为读者构筑和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这才应该是作者的真实经历和文学想象，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作家如何从自己的经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进入更高层次的文学创作的空间是作品生命品质的重要保证。

话题继续回到开头，变化万千的世界永远有作家无法企及的疆域，站在不同的地域，世界各有各的样貌，人们的生活不断地受到变化中的世界的影响。作为写作者有责任去面对人类的困境，用作品中的形象表达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于时事变迁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必然会与历史相关联。而我相信读者更期待的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这样的世界更具有作者所赋予的独特性，更具有感染力。作者不仅是一个社会现实和往事的记录者，而更应该是一个剖析者，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想象去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关注。